关于日本的文化这一问题，我从自己的专业即研究东亚历史的角度也常常思考。有时会想到这些问题，如日本文化到底最初是在什么样的状态中发展起来、又在什么时候形成了真正日本的文化？谈到日本文化的由来，不免话长，此处姑且省略，先谈一个对于日本文化形成而言具有特别意义的时代，这就是从后宇多天皇(1)时期到南北朝这一期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代。不言而喻，在这一时期前，日本的思想已经在内部发生了种种变化，变化并非始于此时。但我认为，在自后宇多天皇到南北朝这一期间，已经发生了变化了的日本文化影响到所谓王朝文化的保护者皇室、公家(2)。

众所周知，日本在藤原时代、镰仓时代的历史转折时期社会状态已经发生巨大变化，以往没有势力的武家渐渐抬头。在思想方面也起了变化，当时宗教方面也在变化，出现了新的宗教。这些宗教并不全是根据日本人的想法产生的，其中若干是引进产生于中国的新宗教，当然其同日本的思想有显著的关联，这是毫无疑义的。这种思想、社会状态逐渐由下而上发展，最后在皇室以及公家中也出现了与这种思想、社会状态相一致者。此时正是大觉寺统(3)的龟山(4)、后宇多以后南朝系天皇时期，有这种思想的人很多。在这些人中间，很明显革新的机运日益高涨，从而形成日本面临社会革新的形势。以往一切皆墨守中国陈规的日本文化也面临得以独立的机遇。这种形势并不只是由社会状态自然形成的，在那个时代还有强有力的君主，强有力的公家，是他们促成了当时的形势。这一点是最引起我兴趣的，其对于日本整体文化、思想的独立也是相当重要的。

凡有志于国史研究的人都一定读过《神皇正统记》(5)，在这本书中读到后宇多天皇后一定会大加赞赏。自古以来，日本被称为名君的天皇有延喜、天历、宽弘、延久，即醍醐天皇(6)、村上天皇(7)、一条天皇、后三条天皇(8)，据说这几位天皇个个都是宏才博识，精于诸道，后三条天皇以后再也没听说出现过如具有后宇多天皇那样才华的君主。那本书详尽论述了后宇多天皇对学问以及佛教的精深造诣。根据北畠亲房(9)所述，宽平年间的宇多法皇御诫中谈到，天皇的学问不必作得很深，很多东西在《群书治要》那本书里都有。《群书治要》成书于唐初，在中国现已经失传，但在日本保存下来了，所以是部在中国很受珍视的著作。其主要是中国经史诸子等书中的摘录，记载的都是对天子而言的要务。《群书治要》内容极为丰富。宇多法皇认为学问不必作得很深，但宇多法皇自身以及其之后被称为名君的天皇，如醍醐、村上、一条、后三条天皇皆为雄才大略、博览群书者，而且还擅长文学。北畠亲房《神皇正统记》所记载的与后宇多天皇的遗言即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天皇遗书中所写的非常一致。从中可以知道，后宇多天皇不仅通晓作为天皇所理应知道的，而且还很不满足，他认为身为天子，学问应该精深，谈佛教学问就应如高僧，谈诸道学问，就应如诸道学者，天皇抱着这种决心对学问精研细究，这一点很值得关注。

天子如此热心于学问，这在当时不可能不在某些方面产生影响，在观察这种影响时，还可以看到在另一方面其他影响到天皇的后代，如后醍醐天皇就是在这种影响下成功地实现了日本政治上的革新，即使那是一段很短的时期。《神皇正统记》中后醍醐天皇的条目中，记载后醍醐天皇也是雄才博学，其在佛学方面最初受教于父皇后宇多天皇，后精益求精，甚至受到精于此道的高僧的认可。

总之，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像后宇多天皇如此热心致力于学问，其并非作为如通常所说的天子来治学，而是自身以学者的要求治学，其造诣也就非同一般。天皇对达到当时一般人所能理解的程度并不满足，他有着一种对学问锲而不舍的精神。后宇多天皇尤其精通密教，即使从其遗书来看，也可知其是以自弘法大师之后相传的最严格的方法研究密教，而且他给密教正统一脉相传的僧众留下遗训，要他们严守教规，实际上这也可称是密教的清教主义式教规。不仅仅是遗书，后宇多天皇还亲笔书写弘法大师的传记，不难看出，天皇仰慕教法先祖弘法大师，期望回到纯粹遵循高祖教规的古时。天皇不满足末世僧侣的水平，而是要探究密教的根本，复兴先祖之业，这也就推动了高涨的革新形势。

过去的社会情况与现在不同，要开创任何新的事物，很多改革论者都首先提出要复古，这已成为惯例，在这一点上，中国与日本是相同的。所谓复古，在任何时候都是一种革新论。后宇多天皇所主张的教法复古也是一种革新，这可以证明天皇不满于当时的现状，已具有革新思想。而且这同后醍醐天皇的学问、思想有非常大的关系。如果观察最近的明治维新也可以明白，维新之前日本开始高涨的思想是王政复古，当王政复古逐渐实现的时候，接下来又变成了开国进取。用现在的话来说，是王政复古的延长。也就是说，后宇多天皇有关学问上的复古思想再进一步发展就可变为后醍醐天皇那样更为先进的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当然后宇多天皇的复古思想也是相当重要的。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后醍醐天皇，否则有些问题就难以理解了。

接下来的时代，后宇多天皇的儿子后醍醐天皇出现了。不可思议的是，无论大觉寺统还是持明院统(10)，都存在一种革新的气运，各方都出现了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物。北朝——也就是在持明院统一方，出现了花园天皇这一类人物，其同后醍醐天皇一样有着革新思想，这是一种相当不可思议的现象。不管怎么说，那个时代革新的要求相当强烈，不过这种革新的要求并非一开始就主张日本文化的独立，但最后导致了日本文化的独立。

这种革新形势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后醍醐天皇时期宋学的输入，这是学术文化上的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在汉学方面，日本朝廷历来都是承袭汉唐以来代代相传的学问，而就在这一时期，宋学传进来了。禅宗传入日本以后，禅宗的僧人受到当时流行的宋学的影响，不言而喻，宋学的传入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一般所谓宋学只限于程朱理学，但还可将其含义考虑得更宽泛一些。在程子朱子之前或在其之外，中国北宋时期已经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新的思想。例如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就是一部一改历来史学旧貌的力作，对当时的思想产生相当大的影响。总之，中国对于历来的学术文化进行重新思考的新思想通过禅宗的僧侣间接地传入日本，到后醍醐天皇时期，终于出现对这一思想进行真正研究的人，此人就是著名的北畠玄惠(11)。玄惠法印(12)原本研修天台，后读宋学书，研习程子、朱子之学，并将其同当时流行的“无礼讲”(13)结合起来。这些在《太平记》(14)中都有记载。《太平记》是类似小说一类的读物，历来相传其所记载的事物并不确实，但如果读《花园院宸记》就可知道其中也有相关的记载。后醍醐天皇还礼聘玄惠、法印前去待讲。而实际上历来学问只限于在清家、菅家这些人家世代相袭。据《花园院宸记》记载，当时学界的情况是，各种主张论说纷纭，且随心所欲，自立一说，在宋学的影响下，时行按自己的观点对古代经书作新的诠释。镰仓时期以后，禅学开始流行，对原有的真言、天台等传统佛教作新思考的佛教盛行，汉学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现象。后醍醐天皇在汉学方面开始研究宋学，在佛学方面，不仅仅限于历来的传统学问，也开始接受新事物，喜好禅宗。这一点从北畠亲房的书中也可看出，在真言、天台这些世代相传的学问之外，后醍醐天皇还研究当时刚刚新传入的禅宗。

从这些情况来看，后醍醐天皇在学术文化上是有新思想的，与后宇多天皇相比，有很多不同之处。后宇多天皇从根本上研究密教，甚至要探寻密教的复古途径，而后醍醐天皇比其更进一步，其要研究用新思想所解释的佛教以及汉学，父子两人所思考的问题差别很大，但是倘若没有后宇多天皇如此勤思笃学，其复古思想引发、推动了革新的机运，也就没有可能在其之后会出现后醍醐天皇这样的人物。后宇多天皇以学者姿态的出现与后醍醐天皇的新思想有很大的关系。

不仅仅是南朝的天皇，这种思想在北朝的花园天皇身上也反映出来。花园天皇也是很热衷禅宗，虽然身为持明院统的天子，但在思想上他对后醍醐天皇抱有相当的同情。很有意思的是，这一点在书法风格上就表现出来了。观其当时书作，龟山天皇等人的书法风格平实柔和，这是平安时期至镰仓时期一脉相承的日本风格。而到了后宇多天皇时，从当时的书札中也可看出其风格已不是当时书风，无论假名还是真名(15)都豁达大气，显然不囿于在其之前的那种平和拘谨之风。花园天皇的书风更为进了一步，到后醍醐天皇时则把这种豁达的书风发展到了极致。有关这一点，当时著名的青莲院(16)尊圆法亲王(17)撰写了一部有关书法的著述《入木抄》，对当时的书风作了评述。尊圆法亲王是持明院统伏见院(18)之子，后伏见院(19)、花园院(20)的兄弟，从尊圆法亲王的评述来看，其对大觉寺统即南朝派的书风是持抨击态度的。其曰：“近书皆从宋朝之风，实不足为吾所取。此风日甚，渐入皇室，后醍醐天皇亦从其书风”云云，语中颇带几分讥讽之意。据此可知，大觉寺统即后醍醐天皇的书风已是当时新传入的宋代书风。那么尊圆法亲王本人书风如何？此人自身并不囿于以往的书风。历来就有将日本书风统为一体者，如同二条家统一和歌风格一样，在书道方面统一书风者是世尊寺(21)。伏见院、后伏见院写的都是世尊寺风格，尊圆法亲王是另一流派，完全是全新风格。尊圆法亲王吸收的当然不会是宋代书风，但可以肯定的是，如同后宇多天皇要在学问上复古一样，尊圆法亲王的想法是要在书风上复古。他的目标是超越世尊寺流的元祖行卿(22)，直追道风(23)。尊圆法亲王在抨击南朝书风的同时，自己也一改以往书风。而花园天皇的书风却揉入了宋风，与南朝书风颇为相似。虽同为兄弟，如思想会有差异一样，书风也会不同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现象，当时同学术文化、艺术相关的领域都面临着革新的机遇，从内部开始，不墨守自古以来的传统，要对所有一切进行改革。除此以外，在备受关注的政治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北畠亲房在政治上是有真知灼见的。如果把《神皇正统记》只作为国史教科书来读的话，会觉得其平淡无奇，不过如此而已，但仔细品味，你就可以体察到其不仅仅是根据以往的记载来书写历史。当然作者有表明皇室正统是在南朝的意图，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但书中纵谈经纶，更可以说是一份洋洋洒洒的主张对当时日本政治实行改革的建言书。毋庸置疑，北畠亲房一定读过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那是一部可资作君主治政参考的著作，所以他的这部《神皇正统记》也并不仅仅是向天子传授以往的历史，而是一部论述历史变化，针对置身新时代的天子如何面对形势、如何施政这些问题畅抒己见，建言献策的著述。正因如此，若要举出日本一流历史学家，非北畠亲房莫属。日本历史上能够提出自己的真知灼见、并将其付诸笔墨者寥如晨星，其中北畠亲房的《神皇正统记》是一部令人景羡的皇皇历史巨作。特别是从其所提出的正统论这一点来看，作者不仅仅对司马温公的《资治通鉴》，而且还对宋代中国流行的正统论相当熟悉。现在不清楚朱子学派的著作《通鉴纲目》当时在中国流行到何种程度，这部书传入日本后北畠亲房是否见到过也是疑问，但宋代在与朱子学发展的同时，正统论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却是事实，北畠亲房也正是熟知这种情况，才取了《神皇正统记》这一书名。这一点绝非是想象，如果将两个时代及书的内容加以比较就一目了然了。

所有一切事物都面临着革新的机遇，作为天子也不仅仅是大觉寺统的后醍醐天皇，持明院统的花园天皇，以及侍奉他们的公家中，具有革新思想的人相当多。当时有个名叫日野资朝(24)的人，可以说日本历史上像他那样豪爽倜傥的人物绝无仅有。日野资朝随从玄惠法印学习新学问，又研修禅学，不仅如此，其革新的精神非常强烈。为兼大纳言入道(25)被北条氏捕获后押往六波罗(26)时，日野资朝在一条(27)一带目睹此景，感叹道：“此足可令人羡也。人生在世当如此，然此事可遇不可求也”。《徒然草》(28)中有关于此事的记载。某日，日野资朝与西园寺内大臣实衡(29)在禁中值班，西大寺静然上人(30)进宫，曲腰弓背，须眉皓白，一副年高德劭之态，“尊乃佛陀乎”，实衡面露仰慕之色，资朝见景，曰：“乃年岁之故也”。尔后送实衡一条年老秃毛的狮子犬，曰：“此状乃佛陀乎”。日野资朝就是如此豪爽倜傥而不羁。后醍醐天皇也就是在这一些充满造反精神的人们拥戴下灭掉北条氏，进行了一场大改革，尽管这场改革时间不长。此乃建武中兴。

当然，改革是当时普遍的风气，不仅仅是公家人物，学说思想也同样反映出这样一种氛围，这里举其一例，就是改元——更改年号。这是一件大事，也叫革命，当然与今日所说的革命意思有所不同。研究天地之间运数、革命气运当在何时到来的学说出自汉代流行的纬书之说，尤其是出自易纬，天地间所有事物都从周易的革卦中推导出来，以五行运数、干支等进行判断。日本开始应用此说是菅公(31)时代一个名叫三善清行(32)的人，其称为辛酉革命、甲子革令。所谓辛酉之年，每隔六十年循环一圈，此时正值天地革命运数，可更改年号，故天子、大臣对这一年份非常关注。此六十年的二十二倍年数称一蔀，据此，自神武天皇即位的纪元辛酉至齐明天皇(33)六年即庚申，恰好一蔀终了。辛酉起经三年即甲子年，甲子称革令，又称革政。戊午年称革运，因辛酉有革命，甲子有革政，故有以辛酉为蔀首一说。也有以戊午为蔀首一说，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但后来变为每逢甲子必改之。醍醐天皇的延喜元年恰巧正值辛酉，故三善清行提醒菅公注意该年正对辛酉革命之年份，于是昌泰这一年号改元为延喜，后此成为极其有力之说，终于代代沿袭此说行事，一直持续到近代。当然战国时代的朝廷也有没进行改元的，但这只能说是异例。自延喜以后，逢辛酉革命、甲子革令，必定进行改元。在记日本年号时，如果了解这一点，就会非常方便。

辛酉革命、甲子革令已成为一种强有力的学说，但后醍醐天皇时就已有人提出反对了。因后醍醐天皇的元亨元年适值辛酉，当时算博士(34)三善朝衡与小言春上呈革命勘文，而大外记中原师绪(35)对此种所谓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之说提出反对意见。其理由是，三善清行之说乃依据纬书，而神武以来，任何书中都无所谓革命一说，即使在中国，经典上也无此说。现在没有三善清行所依据的纬书之文，虽然并不一定不存在，但问题是纬书鄙俗，学者皆疑其非圣人所书，而术数之学亦为圣人所不屑。即使运数中谶，只要天子有德，灾祸自会消弭。凭天子之德，逢凶可以化吉。可以纵然有纬书之说，但革命既不足以畏，又不足以信，大外记中原师绪认为应当即消除群疑，垂法将来，主张废止辛酉革命改之论。这在当时是一种非常超前的识见和新颖的观点，当然其中也包含有宋学的思想。此时正值后醍醐天皇时期，其说并未实行，顺从众议，仍然改元。在其之后，每逢甲子年时，都有改元之举。尔后，日本历史上辛酉革命、甲子革令依然一如惯习。总之，当时能树此新说并公然宣说实为一壮举。事实上若不按当时作法改元，一旦发生诸如地震、多雨或骚乱等不祥事件，就会被说成是由于没有采用革命之说造成的。在这种状况下，能够提出主张，指出此类迷信无济于事，这是很有意义的。这是后醍醐天皇研习宋学、禅学之外，学术文化面临革新机遇的又一有力佐证。

在所有方面都面临着革新的形势下，无端迷信旧说的现象逐渐消失，这是内部出现的一种革新机运，而内部一旦出现这种变化，外部自然也就发生变化，而且也正好在此时，发生了蒙古侵袭(36)这一重大事件。蒙古侵袭在当时是一非常事件，事关一个国家存亡的大问题。当时龟山上皇为此甚至代表双亲、国家、人民进行祈祷。近来有国史学家认为，这次祈祷是后宇多天皇所为。当然这件事发生在后宇多天皇时期，后宇多天皇八岁即位，在位十二三年，其间龟山上皇实际掌管政治，所以祈祷的策划者应该还是龟山上皇。蒙古侵袭是开天辟地以来的大事件，为防御蒙古的侵袭，信仰一切神佛便可免遭国难，于是在伊势、石清水的八幡(37)等处举行祈祷活动。根据当时记录，其时有罕见的吉兆，吉兆显现时刻正是九州刮起大风之时，蒙古船只被刮得七零八散，溃不成军。文化上对外独立的观念的产生与这些事情的发生有很大的关系。

在石清水八幡修尊胜陀罗尼法(38)时，最主要的人物来自奈良西大寺，其名兴正菩萨，当时的启白中这样写道：“蒙古乃犬之子孙，日本则神之末叶(39)，神犬焉能匹对。纵至皇运之末，政道诚无，神祇咎吾非礼，佛天恶吾虚妄，然相争之中，当取我国而舍他国，取吾人而舍他人，故当求其助，焉论愿否。”这样的祈祷表现出一种极有价值的思想。其当然是出自于针对蒙古的同仇敌忾之心，但由此产生了一种很有意义的现象。在此之前，日本一直把中国尊崇为日本文化之师，可就是这位文化之师居然被犬的子孙蒙古所灭，蒙古甚至进而侵袭日本，日本国难当头，由于在伊势大神宫和石清水八幡向三千余座神明祈祷，神之子孙终于战胜犬之子孙。而且在此之前，一直被奉为至尊的中国竟轻而易举地被犬的子孙所统一。正因为如此，对日本来说，中国也就不足为尊了。况且日本依助神的力量击退了灭亡中国的蒙古，日本是相当伟大的，能够得到神的佑护是非常了不起的。后宇多天皇在其遗书说，日本是与密教相应之国，密教盛则日本盛，密教衰则日本衰。他认为日本是密教与国体相合为一的国家。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最优秀的国家有着与其匹配的最优秀的文化。后宇多天皇的话言中了，神风果然显出灵验(40)，所以这种思想在当时的人们中间产生很大的影响。

后来终于发展到出现“日本乃神国”这样一种观点，这个观点的出现当然还同许多因素有关。当时伊势出现一种神道(41)，这种神道最先是由外宫神主度会氏创立的，其对北畠亲房的学问产生了影响。北畠亲房对佛教研究有很深的造诣，在神道方面，他采纳了新出现的度会家的神道，甚至自己也撰写有关神道的著述。“大日本者神国也”，这是《神皇正统记》开头的第一句话。然后论述因为日本是神国，所以至尊至贵。天竺(42)由天神子孙所构成，与日本相似，但后来道有所变，下劣之种因得势而成为国主，统领五天竺(43)。而中国更是混乱不堪之国，改朝换代贯以始终，恃强力夺国，有出自草莽而占据王位者，有自戎狄起兵而夺国者，亦有累世之臣挟天子以令诸侯者。只有日本完全不同，万世一系。结论是，因是神之子孙，今日皇统也必然是正统天子，明确了南朝当为正统。实际上这正是北畠亲房的一个信念。其信念非常坚定，亲房在政治上的观念并非陈旧的思想，其见解皆为新颖之见，反映出当时我国兴起的新思潮。

日本在世界上至为尊贵这一观念可以说是一种新思想。在此之前，日本崇仰中国，而在这一时期，中国已不足道，印度亦不足道，没有哪个国家能像日本如此尊贵，这样一种观念成为了当时的新思想，这一时期日本的文化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观念才得以实现独立。即使认为北畠亲房政治上的见解新颖，但其也不认可从根本上把当时的社会打碎，地位低下者占据上层行使权力。北畠亲房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有些到现在还没有过时。例如，他主张不能因为有功勋就可以因功升官，有功勋者可另行奖赏。过去日本的制度中勋位有十二级，有功勋者授以勋阶，官职归官职，官职授于既有学问、又有地位、才德者。日本中世以来，官职都是授予历代名门，名门之中也是授予那些有才德有学问者，这是正确的为政之道。因为有功勋，就让不懂政治的武夫去搞政治，这是极大的错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反对军阀。北畠亲房具有这样的真知灼见，同时他又投身新的活动。北畠亲房提出，官职不可文武分道，依照古法，公家也可兼任武职。北畠亲房之子多从武事，他自己也曾在东国(44)打过仗。他的这番见解是很有意义的，当然这也是后醍醐天皇的想法。但在整个日本的问题上，北畠亲房认为，日本国家的根本绝不可动摇，其不可动摇正是日本的至尊所在。在这一点上，日本这个国家与天竺、中国完全不同，其有着日本独特的政治理念，独特的社会组织，独特的学问思想。北畠亲房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人物，也可以说他代表了那个时代的思潮。不言而喻，后醍醐天皇以及其他人也具有同样的思想。从中国文化中选择宋学输入，从根本上来说，并非仅仅是出于对中国这一类学问的佩服，而是当时各种对古代典籍的诠释以及传统的学问已无法得到满足，创立日本自己的思想，实现日本文化的独立这样一种思维已经开始萌动。这些都是与日本文化有着重要关联的。

然而，并不是只有和平到来的时代文化才得以兴盛。紧接着是足利时代，足利时代中期开始进入战国时期，文化上几乎就是黑暗时期，其间独立思想自然而然地渐渐普及开来，而且关于日本是神国、日本是特别的国家这种观念也在这一黑暗时期广泛渗透。自龟山、后宇多天皇时期至南北朝初期兴起的新思想虽然经历了足利时代的黑暗时期也完全没有消亡。陈旧的文化在足利时代已经灭亡，但新兴的思想却能够一以贯之，直至德川时代。到德川时代，即使在研究外国学问的人中，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依然非常盛行，其也就成为明治维新、缔造今日日本的基础。这是非常重大的问题，其同大觉寺统的后宇多天皇、后醍醐天皇有着密切的关系。南朝是否正统、大觉寺的兴隆之类的问题即使另当别论，由于那种机运的萌动，与那种机运相关的龟山、后宇多、后醍醐三代天皇以及北朝花园院等名君的相继出现，公家中自然也会有类似的人物出现。这样，武家这一类底下阶层开始抬头，他们自然要改革日本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官职极其低下者执掌日本权力的时代已经到来。革新的机运波及最后剩下的皇室、公家也正在这一时期。不可思议的是，这同大觉寺统即南朝有关，由后宇多天皇的复古思想逐渐演变成以日本为中心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后宇多天皇复古思想的延长，其构筑了日本文化独立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时发生了一件很著名的事件。南北朝中期以后，南朝逐渐衰微，皇子分赴东西两面活动，东面是宗良亲王，西面是怀良亲王，其被封为征西将军前往九州。当时中国已发生元明革命，蒙古灭亡，明朝兴起。据中国人的书中记载，明的使者到达九州，征西将军自称日本国王出来接待中国使者，然而中国使者听说京都还有持明院统的天子，又派使者前往。中国方面责难日本国王的不恭，表露出欲征伐之意，此时怀良亲王作出了一个答复，中国称之为上表，这封信在中国的《殊域周咨录》、《使职文献通编》、《明史》等书中都有记载。其云：

臣闻三王立极。五帝禅宗。惟中华而有主。岂夷狄而无君。乾坤浩荡。非一主之独权。宇宙宽洪。作诸邦以分守。盖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臣居远弱之倭。偏小之国。城池不满六十。封疆不足三千。尚存知足之心。故知足者常足也。今陛下作中华之主。为万乘之君。城池数千余座，封疆百万余里。犹有不足之心。常起灭绝之意。天发杀机。移星换宿。地发杀机。龙蛇起陆。人发杀机。天地反复。尧舜有德。四海来宾。汤武施仁。八方奉贡。臣闻陛下有与战之策。小邦有御敌之图。论文有孔孟道德之文章。论武有孙吴韬略之兵法。又闻陛下选股肱之将。起竭力之兵。来侵臣境。水泽之地。山海之州。是以水来土掩。将至兵迎。岂肯跪涂而奉之乎。顺之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相逢贺兰山前。聊以博戏。有何惧哉。倘若君胜臣输。且满上国之意。设若臣胜君输。反作小邦之耻。自古讲和为上。罢战为强。免生灵之涂炭。救黎民之艰辛。年年进奉于上国。岁岁称臣为弱倭。今遣使臣答黑麻。敬诣丹墀。臣诚惶诚恐稽首顿首。谨具表以闻。

这封书信是经过中国人改动过的，在多大程度上可信颇值得怀疑，但其原信大意应该没变。其意思是，同你的国家相比，日本是个小国，你为中华之主，身居大国，若欲发动战争，我方绝不畏惧。即使派兵侵入我国，也绝不跪拜屈从。顺你者未必能生，逆你者未必能亡。不如何时到贺兰山前决一胜负，此又何足畏哉。如我方胜而你方负，此亦为你国家之耻。这封信口气很大，使中国也大吃一惊。中国四周的国家历来都对中国君主极其尊重，蒙古统治时，日本曾因拒绝中国使者而让其惊愕。中国把海外各国皆视作自己臣下对待，写书信也是以皇帝向某国下谕的形式，这已经成为天经地义、习以为常的事。但对日本似乎经过深思熟虑，并没有这样做，而是用诸如“大蒙古皇帝奉书日本国王”这种对等的文体，在结尾处还写上“不宣白”一类字样。在当时的记载中，也有诸如“以示不为臣”之类的话。他们满以为如此宽待，日本一定会很高兴的，只要形式上派个使者，日本就会朝贡的。但是日本不作回应，使者还是不断地派来，最后终于把使者也杀了。于是他们觉得对日本已经是无计可施，终于发动了那场大侵袭，但最终也归于失败。到那时蒙古的天子对日本真正刮目相看了。

后来明太祖驱逐蒙古天子，光复了中国。为了维护自己的体面，明太祖派使者来日本，要让日本朝贡，而且还使用了带威胁性的词语。在这种情况下，怀良亲王写了这封回信，称如果要打仗就打。在日本方面来说，此时的这封信比蒙古侵袭时的态度更要强硬得多，当时并没有马上给予回音，而只是不予理睬，后蒙古一直来纠缠，就把使者杀了。这次南朝的怀良亲王虽说口气很大，实际上其连整个九州还没有能够控制，守住的不过是很有限的土地城池而已，却写了这样一封很了不起的信，一封主动挑战的信。明太祖虽然为这封信吃了一惊，但他也是个聪明人，他认为没有必要去重蹈忽必烈的覆辙。在临去世前还留下遗训，遗训中提到许多事情，其中就写有海外不可征伐之国，在这些国家中，日本名列在最前面。

因为这些事情，日本在中国面前扬眉吐气，而且自蒙古侵袭以来一直如此，也可以说这正是因为日本文化从根本上实现了独立。蒙古侵袭是在后宇多天皇时代的初期，有关怀良亲王信的事件是在后龟山天皇(45)时期，总之，可以说日本实现相对于外国而言的思想独立，文化独立自始至终是在大觉寺统这一时期。

（1922年5月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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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后宇多天皇（1267—1324），1274—1284在位。——译者

(2)公家最初指天皇、朝廷。镰仓时代武家地位确立以后，相对于武家，侍奉天皇的朝臣称作公家。——译者

(3)大觉寺是真言宗大觉寺浱的大本山，在今京都市右京区。此寺原系嵯峨天皇离宫，龟山天皇的后代居大觉寺，后宇多天皇曾在该寺住持院政，尔后其皇统即称大觉寺统。——译者

(4)龟山天皇（1249—1305），1259—1274在位。后嵯峨天皇皇子，名恒仁。自幼受其父后嵯峨天皇宠爱，与兄后深草天皇不和，此亦为后来大觉寺统（龟山系）与持明院统（后深草系）对立的缘由之一。1287年（弘安十）幕府让其子后宇多天皇退位，后深草天皇之子伏见天皇即位，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出家，法名金刚眼（金刚源）。——译者

(5)《神皇正统记》，六卷。史论，作者北畠亲房。书中对自神武天皇至后村上天皇即位（1339）期间的历代历史逐一论述点评，强调了天皇统治的正当性，对后世的皇国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译者

(6)醍醐天皇（885—930），897—930在位。——译者

(7)村上天皇（926—967），946—967在位。——译者

(8)后三条天皇（1034—1073），1068—1072在位。——译者

(9)北畠亲房（1293—1354），南北朝时代公卿、歌人。曾出家，法名宗玄、觉空。自1298年（永仁六）始先后侍奉伏见、后伏见、后二条、花园、后醍醐、后村上六代天皇，成为南朝政治的柱石。其所著《神皇正统记》以及《职原抄》、《元元集》、《关城书》等在政治思想方面对后世产生深远影响。北畠亲房擅和歌，其歌作多收入《李花集》，并有著作《古今集序注》等。——译者

(10)镰仓、南北朝时代，皇室围绕皇位、领地的继承问题分裂成两个皇统，持明院统是其中之一。伏见天皇于1298年（永仁六）成为上皇，其将持明院作为仙洞御所，尔后这一皇统就被称作持明院统。——译者

(11)即玄慧（？—1350），镰仓时代后期、南北朝时代僧人、儒学家。京都人。号独清轩、健叟。曾在比叡山研习天台宗。——译者

(12)法印是佛教中最高僧位，亦泛指僧侣。江户时代此称号也授予画工、佛师、医师等。——译者

(13)指一种无贵贱、上下之别，不讲虚礼的酒宴或聚会。——译者

(14)南北朝时期的军纪物语，据传北皇玄惠是其作者之一。——译者

(15)相对假名而言的汉字。——译者

(16)青莲院，天台宗寺院，位于京都市东山区。1311年（延庆四）尊圆法亲王在此出家，后成为青莲院门主，并于此开创书法的青莲院流派。——译者

(17)即尊圆入道亲王（1298—1356），伏见天皇第五皇子，名尊彦。曾在青莲院出家，任青莲院门主、天台座主。早年随世尊寺行房、行尹兄弟学习书法，是书法青莲院流派的创立者。著有《入木口传抄》、《释家官班记》、《门叶记》等。——译者

(18)即伏见天皇，参见前注。——译者

(19)即后伏见天皇（1288—1336），1298—1301在位。——译者

(20)即花园天皇，参见前注。——译者

(21)平安时期由小野道风开创的日本风格的书法经由藤原佐理的发展，到藤原行成时已臻成熟。藤原行成去世后，其家系世称世尊寺，其流派称世尊寺流。——译者

(22)即藤原行成（972—1027、天禄三—万寿四），平安时代中期著名书法家，与小野道风、藤原佐理并称书法“三迹”。——译者

(23)即小野道风（894—966、宽平六—康保三），平安时代前期著名书法家。小野道风是日本风格的书法开创者。被誉为书圣。——译者

(24)日野资朝（1290—1332），镰仓时代后期公卿。其深受后醍醐天皇信赖，历任检非违使别当、权中纳言等职。1324年（正中元年）因策划后醍醐天皇的讨幕计划，事发被六波罗探题逮捕押往镰仓，后流放佐渡。——译者

(25)即京极为兼（1254—1332），镰仓时代后期公卿，歌人。亦名冷泉为兼、入江为兼。官至权大纳言。因与持明院统的伏见天皇关系密切遭镰仓幕府所忌，后被流放佐渡。著有和歌集《玉叶集》。——译者

(26)即六波罗厅，是镰仓幕府在京都设立的管理警备、政务的机构。在今京都市东山区六波罗。——译者

(27)今京都一条大道附近一带。——译者

(28)《徒然草》是14世纪出现的一部随笔集，作者吉田兼好（1282—1352）。该书内容驳杂，包括典故传说，逸闻逸事以及对自然、人生、艺术、世道的看法评述，语言隽永生动，与《枕草子》并誉为日本随笔文学的双璧。——译者

(29)即西园寺公衡（1290—1326），镰仓时代后期公卿。历任检非违使别当、中宫大夫等职，官至内大臣。——译者

(30)即奈良西大寺，南都七大寺（东大寺、兴福寺、元兴寺、大安寺、药师寺、法隆寺）之一。静然上人（1251—1331），西大寺四世长老。——译者

(31)即菅原道真。——译者

(32)三善清行（847—918），平安时代前期公卿、学者。唐名善居逸，法名妙音。人称善相公。文章博士，后兼任大学头。参与《延喜格》的编集。著有《圆珍和尚传》等。——译者

(33)即皇极天皇（594—661），642—645在位，名宝皇女。645年（皇极四）中大兄皇子（天智天皇）、中臣（藤原）镰足灭苏我氏后，让位其弟孝德天皇。孝德天皇驾崩后，再次即位，为齐明天皇。655—661在位。——译者

(34)大学寮中负责算术教学的教职，此职后为三善、小两家世袭。——译者

(35)大外记是负责处理文书的官职。中原师绪，镰仓时代后期明经家，生卒年不详。——译者

(36)元在征服高丽之后，于1274年（文永十一）、1281年（弘安四）两次派大军进攻北九州，但均以失败告终，史称文永·弘安之役。——译者

(37)即石清水八幡宫，在今京都府八幡市。该神社的祭神为应神天皇、神功皇后、比壳神。——译者

(38)佛顶尊胜陀罗尼的略称，亦称延寿陀罗尼。密教经典，亦是平安时代贵族中间盛行修行的一种密教别尊法，目的是灭罪、除病、延命、安产、祈雨。通常修法期间为三十日、五十日或一百日，据称长期修法，功德倍增。——译者

(39)末叶即子孙之意。——译者

(40)神风指蒙古军队侵袭日本突然刮起的大风，其导致大量蒙古军队的船只沉没。——译者

(41)即伊势神道，亦称度会神道、外宫神道，是以主张伊势神宫信仰为中心的神道说。倡导者外宫祢宜度会氏的目的是提高处于内宫之下的外宫地位。镰仓时代初期，受两部神道影响，此神道说兴起，其集大成者为南北朝时期度会家行。到室町时代后期，在此神道说的影响下吉田神道形成。——译者

(42)印度的古称。——译者

(43)古代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故称五天竺。——译者

(44)各个历史时期东国所指的区域有所不同。室町时代通常指镰仓府（关东府）管辖的关东地区即关东十国。——译者

(45)后龟山天皇（？—1424），1383—1392在位。后村上天皇之子，名熙成，通称大觉寺殿、嵯峨法皇。1392年（元中九）卸位后出家，法名金刚心。——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