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的町人(1)与学问

关于大阪的町人与学问，我的朋友幸田成友君(2)作过相当精细的研究，刊载在《大阪市史》上，我所要谈的只是对大阪的町人与学问的关系所作的个人考察。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曾经在怀德堂(3)谈过山片蟠桃(4)，下次还将谈富永仲基(5)，土屋元作君关于桥本宗吉(6)也作过精彩的讲演。这些人都是大阪的町人学者，在这里我只谈自己一点粗浅的看法。

不言而喻，近代大阪开埠、成为大都会始于丰太时期，丰臣氏不久后灭亡，尔后大阪是在德川幕府时代发展起来的。德川时代的大阪是个重要地区，其与幕府所在地相距甚远，只因经济、商业的发展而成为一个重要城市，但这个商业之都却为当时的文化作出了贡献。元和元年（1615年），丰臣氏灭亡，在其之后很短的一段时期内，大阪即使有点像样的学问，那也不是如同德川时代源于商业的学问，而是与武家丰臣氏开创的这座城市相关的学问。今天的学界以及社会普遍都忽视的一点是，在汉学界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人物就出自这一时期的大阪，此人就是如竹散人(7)。如竹散人继承了足利时代以来的正统宋学。当时有个名叫文之(8)的僧侣，是萨摩国(9)人，他是给《四书》标注训读音符的元祖，据传甚至藤原惺窝(10)的标注都是剽窃文之的，如竹散人继承的正是文之的学问。如竹是大隅屋久岛人，他曾出版过文之标注的《四书》，这件事也很有名。此时正值明治大正时期，在大阪复兴汉学的学者是西村天囚(11)，在尚不能说如竹在大阪复兴汉学已有所建树之前，西村天囚已经为大阪的学问作出了相当大的贡献。西村是种子岛人，而如竹出自其毗邻，这不能不说其中有着某种奇妙的因缘。如竹散人不久离开了大阪，西村天囚也在居住大阪三十年之后离开了大阪，抑或是西村天囚的学问不适合于大阪？这个问题与其我个人苦思冥想，倒不如向大阪的各位请教更为合适。

根据幸田成友的《大阪市史》，大阪初期的汉学家大抵都兼从医业，古林见宜(12)、北岛寿安(13)这些人都兼过医业。不仅是大阪，当时的汉学家要维持生计，一般都依靠从医，没有衣食之忧才能安心治学。伊藤仁斋时学者兼业孰是孰非还引起过一番争论，由此可知当时的汉学家普遍都兼从医业。这里所谈到的学者并不是商业之都大阪这块土地上培育出来的，而且在此之后的一段时期内，这里也是学者后继无人。

文化在大阪兴盛起来是在元禄时期以后，不仅是大阪，江户也是如此。元禄时期以前，江户那块地方就没有产生过学问，学问皆传自京都。德川时代中期以后，江户出现了曲艺家以及戏剧演员等，元禄时期以前这些人也皆来自京都。而在大阪，正统的学问并没有从京都传入，这或许是因为还没有吸收这种学问的土壤，但净瑠璃、演剧、音曲(14)这类通俗艺术还是传自于京都。总而言之，元禄时期之前大阪的学问实在可以说是不值一提的。当然商业方面却是相当繁荣，已经出现了仓储、钱庄等。而学问方面与商业恰恰相反，无可观之物。

即使是元禄时期以后，正统的学问依然没有发展起来，而是与大阪这块土地相适应的、通俗文化如平民文学首先开始兴起，井原西鹤(15)就是其代表人物。大阪是町人之都，经济之城，有着一种平民文学的特色。井原西鹤所写的作品可以说都是淫秽之作，以现时的眼光观之，也套用现时的一个词就是开放的文学。井原西鹤之前即从足利时代开始时行的草纸(16)类似于神话。是相当古典的。在中国，汉代开始有“赋”，这种赋中，有的是把一些具有地方特色的材料收集到一起，用诙谐有趣的词句写成。足利时代伽草子(17)一类多相当于这一类赋。《净瑠璃十二段草纸》等皆为古典的东西，这一类作品在德川时代持续流行。后来即使改编成傀儡戏、小净瑠璃上演，也都是用这种体裁写成的。从这一点上来说，井原西鹤的作品不拘泥于陈规旧套，为当时的人们喜闻乐见，即使没有古典知识的人也能读懂。不过井原西鹤的作品今天看来艰涩难懂，他在其作品中灵活巧妙地运用了许多当时的俗语、谚语以及比喻，在当时来说，是极其开放，自由无羁的。在其之后就是近松门左卫门(18)的净瑠璃，净瑠璃就与义太夫节相关联了(19)。近松门左卫门的文学具有古典与开放的双重性格，这也反映了当时的时代特点和文学倾向。享保时期以前，近松门左卫门的净瑠璃是古典式的，他的被称为时代剧、又被称作唐人戏的《国姓爷合战》(20)前后连演三年，经久不衰。但到其又创作出《国姓爷后日合战》时，人气就大不如以前，于是近松门左卫门转而开始写世态剧。在此之前，近松也间或写过一些世态剧，但专注于世态剧创作是在享保初期以后。根据近松门左卫门一生作品的变化——从古典形式到开放形式，就可以清楚地了解大阪文学的演变。以上是有关通俗文学方面的情况。

在正统的学问方面，说到国学，必须首先提到契冲阿阇梨(21)。在契冲之前，有个名叫下河边长流(22)的人，其研究的对象是古典，研究方法也是不拘一格的。大体上这一时期的国学尤其是歌学沿袭了足利时代的传统，没有得到师门的允许是不可做任何事的。如果所作所为与师门相违，就会被立即逐出师门。在这种情况下，研究学问受到极大的束缚。这种现象在今天来说，是知识阶层的自卫方法，为保护自己的学问，不可让其过分的开放。即使到德川时代，做学问的方式一如既往，依然被严格束缚住，没有任何宽松的迹象。在此之前，江户已有梨本茂睡(23)与二条、冷泉家(24)对立，主张自由开放的歌学。但在国学史上，其地位远非能与契冲阿阇梨相提并论。二条、冷泉把《古今集》的传授视作其世袭领地，清规戒律极多。而下河边长流、契冲要对轻快自如的《万叶集》重加解读，另辟蹊径，主张自由不羁的歌学，在二条、冷泉家之外树起另一面旗帜。这些都是关于研究法方面的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前辈学人、已故法学博士、文学博士有贺长雄君(25)先祖有贺长伯(26)一家的歌学。有贺长伯开创了大阪底层民众歌咏公卿王族吟咏的那种和歌，后来底层民众又研究起公卿王族们的国学。不仅仅如此，底层民众甚至玩起了公卿王族所玩的蹴鞠。这当然不是研究方法的解放，但公卿王族的活动大众化，公卿王族的学问普及化，这在大阪文化发展史上是不能忘却的。当然，从整个国家来看，这些事情在学术文化发展上影响不大，但对于大阪来说，是不应被遗忘的。这一时期正是元禄时代。

与国学相比，汉学要稍晚一些，大约在享保时期，最先始于怀德堂的元祖三宅石庵(27)在大阪授业，在其之前，并非没有学者，但真正始于町人要求而兴起的汉学当以此为嗃矢。石庵的学问被称为(28)学问，其既非朱子学派，亦非阳明学派，而是杂糅了朱子学和阳明学。当时町人所要求的并不在乎哪个学派，朱子也罢，王阳明也罢，都无关紧要，只要关乎道德修养即可，所以石庵的学问受到了欢迎。创建怀德堂的五君子(29)皆为大阪町人，这些町人所要求的是道德修养，所以怀德堂以经学为主，诗文方面则无任何限定，顺其自然。当时的汉学大致也是这样一种情况。制订怀德堂规约的是道明寺屋左卫门（富永芳春），按照其规约，父为学主，其子绝不可再成学主，此为原则。若父将学主之位让与他人，后其子修业优良，受让者则可将学主之位再转让与其子。此规约归根结底是要防止血统上的世代相袭，与当今选举制度之一的禁止连任与再任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怀德堂的这一规约后来逐渐松弛，也出现过父子相传的现象，但当初五同仁创建怀德堂时期，这种现象绝对没有发生过。怀德堂就是这样一个为避免产生门阀因素而相当开放、民众性的组织。真正的汉学植根于大阪也正始于这一时期。道明寺屋吉左卫门善书假名，其不仅是汉学，还擅长书法，不言而喻，也正是这些人才有力量为大阪的学问打下基础。吉左卫门之子富永仲基的学问更充满改革的精神。前面已经提到，三宅石庵的学问既非朱子，亦非王阳明，对町人而言，是十分相宜的。而作为町人学问能对汉学真正进行批判性思考则始于富永仲基。

富永仲基在佛教方面也有造诣颇深的著作。富永仲基曾光作《说蔽》批评儒教，又著《出定后语》批判佛教，由于写《说蔽》被其师三宅石庵逐出宗门。富永仲基还在一篇题为《翁之文》的著述中阐述对国学的看法，令人遗憾的是，《翁之文》与《说蔽》今已失传。《翁之文》现在已经有了可以探寻其踪影的线索。我一直在想，倘若这三部著述都发现的话，应该举办一次富永仲基的纪念活动。总而言之，富永仲基是个町人，儒学佛学国学，门门通达，精详圆熟，令人折服。富永仲基在《出定后语》中提出学问也必须适合国情，他批评天竺是幻、中国是文，此言极富见地。那篇《翁之文》中可以肯定也有很多其对国学的真知灼见。富永一家并非只是仲基一人，其弟兰皋过继给池田的荒木家做了养子，当时荻生徂徕(30)的门人田中省吾隐居在池田，其弟可能从学于此人。富永一家父子兄弟皆为学者。据传《出定后语》是富永仲基在黄檗山相助校订《藏经》时将《藏经》全部读后所著，过去将《藏经》全部通读者绝非仅有，但如富永仲基那样具有高见卓识者却是别无二人。认为仲基是通读了《藏经》之后才写出《出定后语》这样一部著作实乃僧侣之辈一派胡言妄语，源自于其怪僻根性，不足为信。印度佛典多无时间和空间观念，《出定后语》中，富永仲基尽量比照历史解读这些佛典，令人心生钦服，可以说他所作的是佛教发展历史的研究。以僧侣之见，他们认为富永仲基把佛教说成邪恶之物。其实不然，富永仲基的佛学是研究佛教的发展之道，这一点观其著作即可明了。富永仲基是从汉学研究进入佛学研究的，在他的思想中，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学问是否能化为大阪町人的利益，其观念完全超越了时代和历史。这类学者的产生是在大阪的学问已经转移到平民阶层、完全开放的状态下偶然出现的一个结果，并非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

佛学方面，除此之外，难波(31)还有一个铁眼和尚(32)。著名的《黄檗藏经》的出版完全靠的是铁眼，当然也是有了大阪町人的帮助才得以实现的。中国北宋太祖太宗时期成书的《藏经》是官版，因为散佚现已无法窥其全貌。前几年南禅寺发现一册，其余几乎全无踪影。苏东坡的时候，即宋神宗时期以后，依靠民间赞助出版的《藏经》一为浙江版，一为福州版，即东禅院版与开元寺版。与此相比，日本出版《藏经》相对要晚一些时候。镰仓时代元寇时期曾有计划要出版《藏经》，但最后不了了之。后到南北朝时期出版了五部《大乘经》，这也是得到武家大力支持才得以实现的。天海僧正(33)使《藏经》的出版得以实现也是依靠了德川幕府的力量。在中国，北宋末期依靠民间力量就已印行《藏经》，而在日本，铁眼和尚的《黄檗藏经》是第一次依靠民间力量出版的。而且铁眼和尚的这部《黄檗藏经》是小册子，与明万历年间成书的《藏经》形态相同。本来《藏经》的折本在寺院里保存并无不便，但在社会传播，折本体积过大，就不方便了，将其改为册子则有利于《藏经》在社会的传播。铁眼版《黄檗藏经》在铁眼和尚生前并未完成，但印行计划完全是其策划制定的。正因为有这位大阪的僧人铁眼以及大阪町人的帮助，这部《藏经》才得以印行，富永仲基也才能够轻而易举地读到这部《藏经》。

铁眼和尚在元禄时期之前就已去世，在其之后从事佛学新研究者是葛城的慈云高僧(34)（此前曾居中河内高井田）。此人虽为真言律宗僧人，但不为任何宗旨所囿，在融合各宗各派的基础上提出新颖见解。慈云高僧的功绩是其归纳总结了梵语研究，这对开展日本佛教新的研究有着极其重要的关系。慈云高僧生活在宽政时期前后。

大阪的学问是平民化的，大众化的，这主要是在享保时期前后，在这一时期，大阪的学问表现出无论京都还是江户都没有的特色。大阪是一个远胜于江户、京都的经济城市，其特色也就是其他都市所无法看到的平民化特色。

后来，大阪并没有顺着这个方向一直发展下去，国学发祥于此但却移向他方，净瑠璃一类通俗文学的价值在降低，傀儡戏也只是傀儡造型稍有发展，而净瑠璃的戏文已趋向低俗。即使在汉学方面，怀德堂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一直存在，这期间学问上已形成派阀，怀德堂本身也出现了种种帮派。也就在这一时期，徂徕学兴起之后，怀德堂虽然仍坚守朱子学，但其创建伊始时期的意气早已销蚀殆尽，与往昔不同的是，汉学修业不止于道德修养，同时还习诗作文。中井竹山(35)确实是个极其少见的杰出人物，但其利用的是幕府的力量，怀德堂就成了政府所认可的官学，其成员也有了教授之类的头衔。这是町人日渐形成帮派，开创伊始时的风发意气早已销蚀殆尽的必然结果。

在此之后，又出现过山片蟠桃、尼崎鸿池家的伊助（即草间直方）(36)、兰学界著名的桥本宗吉等町人学者。山片蟠桃如同其名字的发音是番头(37)，伊助也不是大阪町人老板，而是番头，他是学徒出身的学者。

当时的商界老板已经形成门阀，他们不通买卖经营，更不做学问，所有的经营都让其底下的人操办，文化的中心也就在这些人中间形成，经营也皆转移到学徒、番头手上，学问最终也成为了被雇用者的学问。这就是享保时期以后具有显著特点的大阪学问体系。

商界老板从町人变为门阀，他们的学问代表人物就是木村蒹葭堂(38)。蒹葭堂是酒业老板，此人的学问同商业买卖无任何关联，也不是出于道德修养之类的目的，而仅仅是出自癖好专事收藏而最终归结于学问。其他还有各种门类的学问，也有各类学者都出自大阪，其发展演变的过程大致如上所述。本篇题目为大阪的町人与学问，但也可将其看作为大阪文化史的一部分。

明治时期以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德川时代那种以大名为对象的商业形式不复存在，大阪迎来了一个新的时期，从时代的角度来看，现阶段的大阪相当于桃山时代至宽文延宝时期的大阪，从时代文化方面来说，今日大阪完全处于黑暗时期。商界老板用当下的话来说也就是资本家，在他们中间并没有产生很有学问的人，而在被雇用者中也没有出现很了不起的学者。如果一定要举出明治时代大阪学术文化的代表者，那也只能是大阪医科大学。德川时代初期的大阪都是医家兼做学问，如果说大阪医科大学是现时大阪学问中心的话，那恰恰与德川时代初期相似，这倒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对应。

德川时代可称作商界典型人物中，我所知道的是已故平濑龟之辅氏(39)。据外界所传，平濑氏虽然还没到任何事一问三不知的地步，但其对自家的买卖可以说是一窍不通。据说平濑家的买卖有一段时期经营不善，但当时与买卖无关、出自嗜好收藏的古董弥补了经营上的亏损。今天我们能够知道德川时代末期有这样一位出自町人的门阀代表人物平濑是一种幸运，今后，在明治大正时期以后的新大阪，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还能否可以看到具有广博学识的町人典型？我们期盼着尽早能看到这类典型。

（1921年某月在大阪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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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町人是日本近世的一个社会阶层，泛指居住在城镇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其身份不同于当时的武士和农民。汉语中没有与此相对应的词，故从日语原词——译者

(2)幸田成友（1873—1954），明治、昭和时期历史学家，著名文学家幸田露伴之弟。曾任大阪市史编纂所所长，主持编纂《大阪市史》。后曾任庆应大学教授。著有《江户与大阪》、《日欧通交史》等。——译者

(3)1724年（享保九）以中井甃庵为中心在大坂（今大阪）町人的资助下在大坂创立的学堂，亦称怀德书院。其对促进大坂町人教育、文化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译者

(4)山片蟠桃（1748—1821），江户时代后期町人学者，曾在怀德堂学习儒学，对于兰学也很有造诣。著有《梦之代》。参见本书《关于山片蟠桃》。——译者

(5)富永仲基（1715—1746），江户时代中期思想家，号谦斋，曾在其父创办的怀德堂学习，神、儒、释皆通。著有《出定后语》。参见本书《大阪的町人学者富永仲基》。——译者

(6)桥本宗吉（1763—1836），江户时代后期兰学家，曾从学大玄泽，后在大阪开设兰学塾。译著有《荷兰新译地球全图》、《西洋医事集成宝函》等。——译者

(7)即泊如竹（1570—1655），汉学家，萨摩（今鹿儿岛）屋久岛人。幼年剃发出家，僧名散人如竹。曾入京都本能寺听藤原惺窝讲《四书》，后从学文之玄昌。曾翻刻、刊行《家法倭点》、《四书文之点》、《周易传义》等。宽永九年（1632）应聘赴琉球为国王、王子侍读，三年后返回大阪。晚年开设私塾讲学。——译者

(8)即文之玄昌（1555—1620），织丰时代、江户时代前期临济宗僧人、儒学家。俗姓汤佐，号南浦、懒云、狂云。曾在京都东福寺开讲《大学》，其给《四书集注》、《周易》、《素书》等标注训读音，世称文之点。著有《南浦文集》。——译者

(9)日本古代的地方行政区，今鹿儿岛一带。——译者

(10)藤原惺窝（1561—1619），织丰时期、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名肃、字敛天、别号柴立子、北肉山人。幼时为僧，后入相国寺，习读佛典的同时研习儒学，后以儒学为专念。1596年为德川家康侍讲《贞观政要》。庆长年间与庆长之役俘虏、朝鲜著名朱子学者姜沆结识，受其很大影响。著有《寸铁录》、《大学要略》、《文章达德录》等。林罗山、松永尺五、那波活所等皆出自其门下。——译者

(11)西村天囚（1865—1924），明治、大正时期新闻记者。本名时彦。大隅种子岛人。曾进入东京大学学习。1890年（明治二十三）进入大阪朝日新闻社，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担任随军记者。曾兼任过京都大学教职。著有《日本宋学史》等。——译者

(12)古林见宜（1579—1657），江户时代前期医家。名正温，号桂庵、寿仙房，堂号见宜堂。年轻时曾从曲直濑正纯学习李朱医学，自成一家。中年以后定居大阪，开业行医的同时教授弟子，据称门人两千，松下见林、稻生恒轩、古林见桃等皆出自其门下。——译者

(13)此处北岛寿安当为北山寿安之误。北山寿安（？—1701），江户时代前期医家。长崎人。明人马荣宇之子。名道长，号友松、仁寿庵、逃禅堂。曾从戴曼公学医。著有《北山医案》、《方考评议》、《大成论抄》等。——译者

(14)净瑠璃是一种用三弦伴奏的说唱曲艺或说唱的故事。音曲是用三弦伴奏的通俗歌曲、小曲。——译者

(15)井原西鹤（1642—1693），江户时代前期俳人、小说家。大阪人。本名平山藤五，别号鹤永、西鹏、松寿轩等。代表作有《好色一代男》、《好色五人女》、《武道传来记》、《日本永代藏》等。——译者

(16)日本中世、近世以图为主的小说，多为短篇。——译者

(17)南北朝时期至江户时代初期所创作的三百余篇短篇物语草子的通称。——译者

(18)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江户时代剧作家。名信盛，别号平安堂、巣林子。在净瑠璃方面，近松门左卫门曾为竹本义太夫创作《出世景清》从而奠定了其在演艺界的地位，尔后成为剧场竹本座的专属作者。在歌舞伎方面他与坂田藤十郎相携，在当时获得极高声望。近松门左卫门是位多产剧作家，代表作品有《曾根崎殉情》、《国姓爷合战》、《殉情天网岛》、《用明天王职人鉴》等。——译者

(19)净瑠璃的一个流派。由竹本义太夫首创，拨弹三弦的一种快唱。元禄时期，在竹本义太夫原创的基础上，经近松门左卫门、竹泽权右卫门、辰松八郎兵卫等人的再加工，成为最具代表性的人形净瑠璃。——译者

(20)《国姓爷合战》剧本由近松门左卫门创作，其以明朝遗臣郑芝龙与其子郑成功抗清复明的活动为题材。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人，他幼时曾在日本生活过。有关郑成功的故事在日本流传得很广，有很多相关的书如《明清斗记》、《国仙野手柄日记》等。——译者

(21)契冲（1640—1701），江户时代前期国学家、真言宗僧人。字空心。1652年（承应元年）去高野山，24岁时成为阿阇梨（即高僧）。受下河边长流影响，致力于《万叶集》研究。受德川光圀之托，著《万叶代匠记》。在古典研究方面，契冲继承了本居宣长的学术传统，在出典、注释、语源考据方面非常严谨，开创了实证研究法，成为国学勃兴的先驱。著有《古今余材抄》、《百人一首改观抄》、《河社》、《圆珠庵杂记》等。——译者

(22)下河边长流（1627？—1686），江户时代前期歌学者。名共平，通称彦六，号长流。著有《万叶集名寄》、《万叶集管见》，在歌学研究上自成一家，其学风对后世古典研究产生很大影响。——译者

(23)即户田茂睡（1629—1706），江户时代前期歌学者。通称茂右卫门，后改茂睡。名恭光，号露寒轩、梨本等。著有《百人一首杂谈》、《梨本集》、《御当代记》等。——译者

(24)二条、冷泉家是歌学的两大派别。前者以二条为氏为代表人物。二条为氏（1222—1286）为藤原为家的长子，晚年出家，法名觉阿。著有《新和歌集》、《续拾遗集》。后者以冷泉为相为祖。冷泉为相（1263—1328），藤原为家的三男，与二条为氏系同父异母。其长期在武士阶层传授和歌，被尊为镰仓歌坛上的领军人物。著有《藤谷和歌集》。——译者

(25)有贺长雄（1860—1921），法学博士，文学博士。曾在东京大学任教。江户时代歌人有贺长伯之孙。著有《国家学》等。——译者

(26)有贺长伯（1661—1737），江户时代中期歌人。其主张二条派歌风，著有《和歌世世之栞》等。——译者

(27)三宅石庵（1665—1730），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京都人，著名儒学家三宅观澜之兄。名正名，字实夫，通称新次郎。早年从学浅见斋。1701年（元禄十四）在大阪创办私塾，广收弟子。后受邀担任怀德堂首任堂主。——译者

(28)传说源赖政曾在紫辰殿射落的一种怪鸟，其猴头狸身蛇尾，足似虎，声似画眉。后喻为暧昧不清的人、事。——译者

(29)即中井甃庵、三宅石庵、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富永仲基。——译者

(30)荻生徂徕（1666—1728），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本姓物部，名双松。字茂卿，通称惣右卫门。别号园、损庵、赤城翁。江户人。早年从林鹅峰、林凤冈学朱子学，后开古学派一代新风，是古文辞学集大成者。其具独创性的学说风靡当时，甚至对国学也产生深刻影响。著有《政谈》、《辨道》、《论语徵》等。——译者

(31)大阪古称难波。——译者

(32)即铁眼道光（1630—1682），江户时代前期黄檗宗僧人。生于肥后。俗姓佐伯。13岁时出家。1655年（明历元年）曾于长崎拜见隐元大师。后师从木庵性瑫。1668年（宽文八）筹划翻刻明版《大藏经》，从全国募集资金，1678年（延宝六）完成。世称黄檗版（铁眼版）《大藏经》。著有《铁眼禅师假字法语》等。——译者

(33)天海（1536—1643），织丰时期、江户时代前期天台宗僧人。号南光坊。曾先后在龙兴寺、粉河寺、比叡山、兴福寺等处修行，到足利学校游学。被称为近世天台宗中兴之祖。在日本首次用木活字刊行《大藏经》，该经被称作天海版、宽永寺版。谥号慈眼大师。——译者

(34)慈云（1718—1804），江户时代中后期真言宗僧人，日本梵学研究的奠基人。参见本书《谈慈云高僧的学问》。——译者

(35)中井竹山（1730—1804），名积善。怀德堂的学主，江户时代后期著名儒学家，著有《草茅危言》、《逸史》、《社仓私议》等。其父中井甃庵（1693—1758）为怀德堂的创建者。——译者

(36)鸿池家是大阪最大的钱庄即金融商。1580年（天正八年）从清酒酿造起家，后扩展到海运、金融业。1867年（庆应三年）成立商社，1897年（明治三十年）成立鸿池银行（后改名三和银行）。草间直方（1753—1831），江户时代后期著名商人、学者。著有《三货图汇》。——译者

(37)番头一词在日语里发音与蟠桃相同，其意为商家雇主下面的领班、总管。——译者

(38)即木村孔恭（1736—1803），江户中后期文人，本草学家。亦为大阪著名的酒业商人。字世、号巽斋。曾从津岛桂庵、小野兰山习本草，从片山北海学诗文，从鹤亭、池大雅学画。擅书法篆刻，尤喜好本草。亦为当时著名收藏家。著有《本草纲目解》、《禽谱》、《奇贝图谱》、《巽斋翁遗笔》等。——译者

(39)即平濑露香（1839—1908），明治时期社会活动家、金融家。本名龟之助（辅），号春爱。早年在大阪经营钱庄“千草屋”，后历任国立银行行长、日本火灾保险社长、大阪储蓄银行董事长等职。博才多艺，为当时大阪社会名流。——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