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育以贵族为主的时代，传播知识的教科书都是自中国输入的书籍，如何应用这些书籍与已加注训读读音的对译，应用方法反映了由汉字本位演变为国语本位的这一过程。前面所举的只是字典类，其不可当作教科书，只能起辅助的教育作用。此外另有教科书。这一时期大体上是教育史的前期，以镰仓时代末期为界，其后就发生了一大变化，代表这一变化的就是《庭训往来》的出现。

本来往来物这一类东西的历史就相当久远，中国六朝时期至唐代就盛行过称之为书仪(11)一类的东西，日本在那一时期的代表之物是正仓院所藏光明皇后(12)御书《杜家立成》，除此之外，类似的东西也流行过。《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可举出数部类似的书。到院政时期，从明衡(13)的《云州往来》这部书开始书仪的体例发生变化，在此之前都是纯汉文体，而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变为使用汉字的和式文体，也就是新的往来体。但是，明衡的书是作为公家贵族之间文书往来的范本而编撰的。而《庭训往来》则主要是考虑社会底层、武士的需要，作为包括六位官职以下的人们交往的书简规范，这是一个显著的变化。从学问的角度来说，当时的学者北畠玄慧法印在其著述中开始提倡宋学，一改自古以来的公家学问即汉唐经学，此人后为后醍醐天皇以及围绕天皇问题具有革命思想的公家所敬重，成为新学的倡导者。往来物在体例上发生的一大变化在教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个变化不仅是在体例上从公家的需求转向社会底层、武士，在内容上也出现了极大的变化。历来的往来物只仅仅是文书往来的规范，内容中没有当时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应该传授的知识都在中国输入的教科书里，而到《庭训往来》时期，这本书几乎包括有社会平民、武士所需要的所有知识，即使没有教科书，凭靠往来体读本也可以获取当时所需要的普通知识。这本书是公元1324年前后编撰的，书中有关一般知识的种类大体如下：

馆堂建造　树木　市町节庆、漕运用船　殖民（锻冶、铸造、工匠、五金匠、染匠、绫织、养蚕、相马、放牧、烧炭、樵夫、寿器制作、井具制作、漆工、漉纸、唐纸制作、制笠、雨具　船工、渔夫、烧制朱砂白粉、制梳、礼帽制作、商人、沽酒、酿造、弓箭制作、陶器制作、修理工匠、泥瓦匠、猎人、田乐、狮舞木偶艺人、琵琶师、巫婆、艺伎、舞女、游女、媢妓、医师、阴阳师、画师、佛师、裁缝、武艺、相扑、僧侣、修行人、儒者、明法明经道学士、诗歌宗匠、管弦乐师、佛教乐师、官衙判官）、货物买卖、动物、腌物、武具、马、马具、织物、装束、乐器、政事、武家、仪式、佛寺、佛法（禅、密、圣道）、法事、日用器具、饮食、点心、疾病

内容多为武家所需，此书实际上是作为守护、地头的教科书兼字典而编纂的。有意思的是，书中详尽记述了武家新建城邑的要素，列举了各种必要的行当、职业，几乎涵括了一个小城市的全部要素，其中甚至列举了巫婆、艺伎、舞女、游女、媢妓等，由此足以了解古代的殖民政策的情况。

几乎与这本《庭训往来》同时还出现了一本《异制庭训往来》，据说这是玄慧(14)的兄弟、著名高僧虎关禅师之作。这本书中包括有以下门类的知识：

戏论（围棋、双六(15)、蹴鞠、相扑）、酒肴、茶、香、织物、珍宝、药物、五谷、星占、兵法、武具、马、马具、内外典、书法、作文、诗赋、和歌、管、佛寺、画、器具、点心、法会

这一时期，还有一本《游学往来》，主要是作为僧侣的教科书，据说也是玄慧所作。与《庭训往来》相比，《异制庭训》与《游学往来》稍稍更多一些高雅知识趣味，但《游学往来》并非是为满足当时硕学名僧精修细研学问的需要，而是作为大寺院如叡山、三井寺、兴福寺这些地方的僧众的教科书而编撰的。《异制庭训》也是适应中流阶层公家人们的需求而编撰的。这些往来体读本在同一时期流行于世，由此可以看出，日本的教育逐渐广泛地转向中流阶层，这一阶层的人们并不像专业人员那样需要通过中国输入的教科书获取非常高深的知识。由于通常作为常识的教学内容大量增加，通过一般的教科书即可以获得这些知识，中流阶层的公家、大寺的僧众、武家都是通过这种新的教科书获取他们所需要的知识。这种教科书是与字典合为一体的，其编撰方式有的常常是非常奇特的。例如《异制庭训往来》传授的是织物与珍宝等知识，书中称，搜集此类物品依赖偷盗手段最为便捷，“熟思身否运、立脱贫贱之禄、坐叠富贵之茵者、偷盗之事也”，在罗列织物珍宝之名后，又曰：“不绩之、不纺之、不织之，而贮之如山，非玉工而积之如冢，非医师而药品使之如泉、非农人而五谷之仓列如星座，如武家富豪常持兵器者唯有偷盗”，大加礼赞。当然在回复的文简中对礼赞偷盗加以了反驳。其反映了当时京都这样的城市里，山野武士这一类盗贼大肆掠夺财富的世相，但这种表述几可谓奇想天外。总之，这本新的教科书的出现标志着这一时期日本教育摆脱了中国书籍实现了独立，这也是其一直到德川时代末期普遍流行的原因所在。在德川时代，《庭训往来》已普遍用于大众教育，书中有些词句、知识对于大众而言稍嫌过于艰深，但以国语为基础，在知识面上表现出日本的独立，这一点是最值得称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