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仓院的御物中，除文书一类之外，完全可以当作书法看待的有以下几种：

《圣武天皇宸翰杂集》

光明皇后御书《乐毅论》

光明皇后御书《杜家立成杂书要略》

《王勃集诗序》

其中圣武天皇的宸翰、光明皇后的御书在东大寺贡物记录中有记载，《王勃集诗序》在该贡物记录中没有记载。除此之外，根据天宝八年6月21日贡物记录，曾有王羲之书法二十卷，于“弘仁十一年10月3日出藏沽却”，看来当时已经不在宫藏。但是，其中宫内省尊藏的《丧乱帖》曾一时传至京都的妙法院，明治初年进呈，重入宫内省。现前田侯爵家所收藏的《孔侍中帖》明治初年以后曾被已故冈田正之博士家所藏，博士殁后又重归前田家。这两件收藏当都为贡物记录中所说的书法二十卷中之物。此外，贡物记录中有“真草千字文二百三行”，仍未列入书法二十卷中之物，其当为今日小川医学博士所收藏的《智永千字文》。其最初被江马天江氏收藏，后归于谷铁臣氏名下，大正初年为小川博士先人简斋翁所得。

这些收藏都是正仓院御物中具有代表性的书法之作。此外，《东珠光》第四卷第二百十一有一篇题为《临书》的作品，其所临书的就是王羲之的书法。

由此看来，正仓院所收藏或曾经收藏的书法类的大部分都属于王羲之流派，现存的《丧乱帖》、《孔侍中帖》都是所谓的拓本。此外，根据天平宝字二年（758）六月一日的贡物记录，有称之“大小王真迹一卷”者，系光明皇后将其作为圣武天皇赏玩之物特别呈献的，此件不是拓本，当为真迹，不知何故，该件于弘仁十一年（820）十月三日被变卖，至今下落不明。

以上藏品中，最为至尊者是圣武天皇宸翰、光明皇后御书，光明皇后有临书王羲之《乐毅论》之作，很显然其学的是王羲之的书法，光明皇后御书《杜家立成》也是带有《乐毅论》风格之作。从中国集帖类中所传《乐毅论》来看，皇后的《乐毅论》极有骨力，完全称得上昔人评王羲之书法所说的雄强，不难想象其以羲之为帖用力之深。今日习书临帖，若要学王羲之笔法，相比中国集帖，光明皇后的此件御书更为有用。关于圣武天皇宸翰，其习何种书风不得而知，出自奈良时代写经生笔下的《贤愚经》被称作大圣武，由此推测，天皇宸翰当与其相似，然而御物《杂集》的书风却迥然不同，天皇御书风格的由来也因此更加令人费解，细细品味《杂集》，与光明皇后一样，天皇临帖习书的似乎也是王羲之的《乐毅论》。笔者在写《杂集》解说时曾这样写道：“拜见之处笔致纤细，缔审则秀劲绝伦，与光明皇后《乐毅论》同为正仓院尊藏，其行笔奔放，历来为拜观者所惊叹，得右军其真意者，当天皇此卷为最”。卷末御记，“天平三年九月八日写了”，当为天皇三十一岁时所书。其楷书行间，时夹带隶书笔意，有六朝时代遗风，堪为精妙之作，令人不禁遐思王羲之《乐毅论》真迹当如斯乎，反复观摩，益觉其笔意之妙。光明皇后的《乐毅论》卷末写有天平十六年（744）十月三日，皇后与天皇同庚，这一年当四十四年。《杜家立成》没有年月，恐作于《乐毅论》之后，其在《乐毅论》书风之外，兼有《王勃集诗序》的格调，此两卷均为皇后中年以后御书，故笔意奔放流畅，毫无呆滞。天皇御书亦是如此，如四十九岁时封户敕旨，笔意雄健有力，令人惊叹。总而言之，天皇、皇后学的都是王羲之，这是确凿无疑的。皇后御书尚带《王勃集诗序》风格，与王羲之书风稍有不同，此或为中国唐初流行的欧阳询书风传入的缘故。欧阳询书今多为楷书，行草极少，仅存于中国集帖之中，其与《王勃集诗序》书有相似之处。在日本，欧阳询及其子欧阳通的书风盛行于白凤时期至天平初期，与欧阳询书风相似者可举竹添博士旧藏《汉书·扬雄传》以及小川博士所藏《华严音义》等，欧阳通风格的书作有小川博士所藏《金刚场陀罗尼经》、金石文有长谷寺千体佛铭文等，这些书作都是楷书，其风格一望即知，毋庸置疑。近卫公爵家收藏中有千字文断简，笔者确信其为欧阳询的真迹。东大寺贡物记录中也有欧阳询书作，或为其遗世之作。欧阳询书风一直流行到嵯峨天皇时期，嵯峨天皇宸翰《李峤杂咏》（此件为近卫家旧藏，现收入东山御文库，一部分仍存近卫家）等仍带有欧阳询风格。《王勃集诗序》卷末记有“庆云四年七月二十六日”，这一年是文武天皇(1)在位时期，此可作为天平时期之前该书风流行的一个佐证，据此也足以了解光明皇后御书之源流。

当时日本的书风多受同一时期中国书法的影响相当明。唐太宗喜爱王羲之书法，并习其书法，太宗收集大量王羲之真迹以及拓本，著名的《兰亭序》似为其真迹，《乐毅论》则是著名的梁武帝时期拓本。当时著名的书法家褚遂良曾将这些大量的王羲之真迹和拓本编成目录，该目录载入唐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前田家所藏《孔侍中帖》载于褚遂良所编目录第十四。据中国罗振玉氏考证，此《孔侍中帖》拓本恐为六朝时期拓本，是在唐太宗收集到之前已制成的拓本之一。内府的《丧乱帖》在褚遂良的目录中没有记载，帖中“二谢”的“谢”字、“日出”的“出”字取自《圣教序》的痕迹很明显，《圣教序》是唐释怀仁集字而成的。而且《丧乱帖》的拓本与《孔侍中帖》纸质墨色几近相同，所以仍是六朝时期摹本，在编入褚遂良目录之前已流于民间，由此传入日本（《孔侍中帖》中的“信书”的书字亦取自于怀仁《圣教序》）。怀仁的《圣教序》唐高宗初年问世之后，王羲之书法在中国非常流行，以至到玄宗时期，一种模仿《圣教序》、称作院体的书风盛行，其影响甚至波及日本。《圣教序》流行以前，在不同时期也出现过当时的大家诸如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的书法，《圣教序》刻石之后，无人可出乎其右的王羲之书法任何人都可以品赏临池，于是其书法风靡一时。即使在当时还有颜真卿等大家，但其风行世却是在玄宗之孙代宗时期以后。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书法名家传教大师，在日本学习王羲之书风，入唐后即使没有去唐都长安，其临池依然是《圣教序》体。去唐都者弘法大师则在代宗之后的德宗宪宗时期开始学习颜真卿的书风。日本天平时代即中国的玄宗时期前后，是中国王羲之书风盛行时期，其书风自然给我国书风以很大的影响，光明皇后御书就体现了王羲之书风与在其之前流行的欧阳询书风兼而有之的特点。

智永(2)《千字文》的书法在当时也产生了影响，并留下了明显的印记。《千字文》中的“文”字，“被”字的草体最后一笔在书写中突然停顿，然后再细细拖出，这种笔法在《平田寺敕书》等当时的书作中可以看到，如该书作中的“本”字就有将这种笔法应用于楷书的痕迹，由此我们可以知道《千字文》的书风也流行于当时。不过到天平时代以后，像圣武天皇、光明皇后那样表现王羲之《乐毅论》那种雄健笔法的书风几近绝迹，曾经风靡一时的弘法大师的书风也在延喜以后日见式微。从正仓院流出、散落民间的王羲之的拓本流转相传，流布愈见其广，相传延喜以后道风行成(3)书法大家皆相习王羲之法帖，最终形成日本风格。但总而言之，正仓院的书风是日本古来书风之源，因而王羲之书风才能在日本经久而不息，也正因如此，宋初左大臣道长在给去中国的圆通大师(4)的信中写道：“有羲之之风”，中国人对此发出由衷的感叹。

对于日本的书法而言，弘法大师的书论是无与伦比的，这是自不待言的。而构成实际书风基础的恰恰正是源自正仓院的王羲之书风。

《东洋美术特辑正仓院研究》1929年11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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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武天皇（683—707），697—707在位。——译者

(2)智永，陈、隋时期僧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王羲之七世孙，名法极，号永禅师。善书，尤工草书，传世书作有《真草千字文》。——译者

(3)即小野道风（894—966），藤原行成（972—1027），参见前注。——译者

(4)即寂照（？—1034），平安时代中期天台宗僧人。俗名定基，号三河人道。曾任三河守。988年（永延二）随庆滋保胤（寂心）出家。1003年（长保五）怀赴五台山巡礼之志携源信《天山宗疑问二十七条》入宋，在中国滞留二十余年，殁于杭州，被赐号圆通大师。诗歌俱佳，其作品收入《本朝文粹》、《后拾遗集》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