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其他的学说

佛学家常常说印度的语言即梵语是多义的，所以印度的语言很值得尊重。而富永仲基认为，任何国家的语言都是多义的，他举大阪的俗语为例。当时在大阪称放荡者为“たゎけ（tawake）”，最近称“ごくどぅ（gokudou）”，不太叫“たゎけ”了。称放荡者为“たゎけ”，用中国文字表述就是放荡，但在大阪，“たゎけ”除放荡之意外，还有多种含义，难以说尽。富永认为，任何一个国家的语言，都有其自身的特色，含有多种意义，并非只有梵语用他国语言解释可以含有多种意义，是独特的语言。

根据这个观点，可以对许多事情作出推断。在佛教中，最早常常写四个字“如是我闻”。佛教历来认为，“如是我闻”是释迦牟尼说的，是其弟子阿难记下来的。阿难是释迦牟尼的侍者，随从释迦牟尼多年，这个人记忆力相当好，他记录下释迦牟尼的许多话。据说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人们开始编纂释迦牟尼的言论——当然那时所谓的编纂不是编书，而只是语言上的编录，大家聚集在一起，各自把自己所听到的说出来，汇集到一块，再确认后记下来，古时人们的学问主要就是记忆。这样聚在一起交谈、记忆下来就是编纂。佛教中称作结集。最初结集时，因为阿难记忆力最好，大家都要听他所记下的东西，所以都聚集到他周围，阿难开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如是我闻”。据说其他的弟子就在昨天还直接听过释迦牟尼的谈话，可是今天却不得不从阿难口中听“如是我闻”，都自叹弗如。这个传说好像小说一样非常离奇有趣。于是“如是我闻”就被当作直接听释迦牟尼谈话的人嘴里说出来的话传至今日。但是富永认为这不可能。因为在释迦牟尼圆寂几百年后，流传一种说法，说释迦牟尼曾讲过不可说类似这样的话，所以“如是我闻”不可能是从释迦牟尼那里亲耳所闻的。这种看法倒是令人啼笑皆非。

富永仲基原本就是一个很风趣的人。他经常用十分诙谐有趣的说法表达其学术见解。佛教把经·律·论叫作三藏。所谓“经”是释迦牟尼的直接讲说的经法，“论”是释迦牟尼弟子菩萨们对释迦牟尼学说的解说，“律”是释迦牟尼制定的戒律，也就是道德上的规定。在此之上，还有解释经律论的“释”，是传授其学说的人所作的进一步的解释，他们解释这一学说形成前后的关系。对此，富永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在释迦牟尼的时候，经、律、论都已经有了。论中有偈颂和长行。偈是以诗或歌的形式写成的韵文，意思非常简约。长行则是对韵文意思的详细解释，写得浅显易懂。论部中每部都有偈颂和长行。先是四句偈、八句偈、十句偈，接着就是论述意思的长行。那么为什么要作偈颂呢？佛教中对其缘由所作的解释有八个，富永认为其中第五和第六个解释是真正有意义的。第五个缘由是将偈写成韵文易读，这是人们所期望的。第六是韵文易记。正是这两个缘由，所以才出现了偈颂这种形式的韵文。古时经典的话出于易传易记的目的皆写成偈颂，后来为解释偈颂又出现了长行。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富永认为，这种情况中国、日本是相同的。在中国，《诗经》就不用说了，《书经》中也有韵文。《易经》、《老子》这一类古书皆为韵文。其与印度的偈颂一样，作学问的人喜欢韵文，其也容易记住。在日本，古代口头传承，总是有某一个音节，依靠音节记住。例如祝词，其都有一个调子，是依靠调子构成的，也容易记住。原始时代都出于便于记住这一个目的，古代的书也是如此。背诵这些东西是偈颂形成的缘由，在其之后才又出现长行，印度也是按这样一个顺序发展过来的，无论律，还是经、论，一开始就业已存在了。释迦牟尼写的是经，菩萨写的是论，这是后来人们随意划分开来的，原来并不是这样的。由此可见，在佛教研究方面，富永仲基无论是中国还是日本都考虑到原始时代的情况并加以比较研究，对历史性研究具有很深邃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