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德川时代的主要经学家可以举出伊藤仁斋先生、荻生徂徕先生和中井履轩先生(1)。这在日本可以说已是不可动摇的定论。在这里，首先将履轩先生同另两位大家稍作一下比较。

可以作比较的地方很多，其中之一就是仁斋先生、徂徕先生的学问以及他们做学问的立场与履轩先生多少有些不同。仁斋先生、徂徕先生从一开始就提出自己的观点，根据其观点打造自己的门户，创立一家之说。而履轩先生与他们稍有不同，他是否一开始就有志于立一家之说，我们不得而知。但履轩先生只是不断地读书，把自己的所思所想记录下来，他所思考的问题都具独创之见，后来取得优秀的成果也是顺理成章的。在目的上，履轩先生与仁斋先生、徂徕先生是略有不同的。这当然与时代也有关系。关于这一点，狩野先生(2)曾经谈过。狩野先生谈到中国的经学对日本的影响时，将其分为三个阶段，即汉唐注疏时代，宋明学问时代即理气心性时代和清朝的考证学。毋庸置疑，这个观点已是定论。履轩先生主要受的是宋学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那么履轩先生又是如何接受这一影响的呢？我们可以通过考察仁斋先生、徂徕先生如何接受中国经学影响的来探寻履轩先生的思想轨迹。

关于仁斋先生的学问，仁斋先生自己称作古学。有关仁斋先生的学问，最近出了一本书叫《古学派的哲学》。这同中国人使用的语言趣旨迥异。在近来中国人使用的语言中，所谓古学，不是宋明理气心性之学，而是在其之前的汉唐注疏之学。但仁斋先生的学问并不是汉唐注疏之学，而是其自己苦心开创的一门学问，也可以说是宋学的一派。宋学、程子朱子之学谈的是理气心性，其是把理气一分为二加以考虑的。仁斋先生的学问是理气之中，以气为重，主张所谓的天地一元气之类，总之是以元气这一类形而上的事物为主题进行探讨，即从主观上来观察学问，这就是宋明之学的学风，不是宋明以前汉唐注疏的学风。中国人所谓的古学同仁斋先生自称的古学是有差别的。如果根据仁斋先生自己的观点对日本的学问进行分类，那么把仁斋先生的学问称作古学是顺理成章的，但如果按照学问性质来分类的话，将其纳入古学的范围也许就稍有不同了。

至于徂徕先生的学问，他自称是古文辞之学。这种说法相当玄妙。对此中国人也是不得其解，看他们对徂徕先生的书所作的评论都是南辕北辙，不着边际的。徂徕先生称自己是通过天上宠灵奉古文辞之教做自己学问的，由于上天的恩赐，自己奉得的是明李攀龙、王世贞两人的古文辞之教。但是中国的所谓李王古文辞之教并非是教，完全是使用古文辞制作诗文的流派。徂徕先生将其扩大，把作诗文使用古文辞的做法应用到经学。读古代经书必须要懂得古代语言，例如，在日本读《日本书纪》、《古事记》不可不懂古语，所以真渊翁(3)的研究就是从《万叶集》开始的。徂徕先生把中国人只用于诗文的东西应用到了经学。徂徕先生的书传到中国，中国人读了不解其意。近人谭献(4)在他的《复堂日记》中对日本的学者提出了批评，谭献在七八年前才去世。学问从一开始就不会如同期望的那样，而是在曲折之中不断向前发展的。最近某个学校在学生中做了个实验，让每一个学生写一个字。第一个学生写了一个字后，让第二个学生模仿他的字重写一个。第三个学生写时，不让其看第一个学生所写的字，而是模仿第二个学生的字写。这样持续反复地进行下去，最后这个字完全变了形。学问也是如此，经年累月，在曲折中逐渐发展。徂徕先生将李王古文辞之教用于经学是一种很有意义的变换方式。这种变换是依靠徂徕先生的力量实现的。徂徕先生的学问与中国的根本原理是不同的，但其源自于李王古文辞之教，虽然也有与其他人相似之处，但大致是这样形成的。

关于仁斋先生的学问在宋学中与谁相似，对这个问题有过种种议论。仁斋先生称其经学是自己创立的，但实际并非如此，有人说他是偷中国人的。这个中国人就是明代的吴廷翰(5)。吴廷翰写过《吉斋漫录》以及《瓮记》、《椟记》等书，其学说与仁斋先生相似。吴廷翰是早于仁斋先生之前的人，所以就有人说仁斋先生是佯作不知偷盗了吴廷翰的东西。但仁斋先生并不是那种蝇营狗苟的人，这种说法现在没有人相信。总之，仁斋先生思考的问题类似明朝中期的人。徂徕先生信奉李王古文辞之教，李王二人是明万历年间，相当于丰太征伐朝鲜前后的人。徂徕先生的学问应该与较李、王更早一些时期的人相似。在早于李、王三四十年之前，有一个叫杨慎(6)的人，其号升庵，徂徕先生的学问与杨升庵很相似。总之，中国的学问与日本的学问有相似之处，放在一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关系。无论仁斋先生，还是徂徕先生，他们的学问大体上与中国明朝中期的学问相似，明朝中期到仁斋先生、徂徕先生的时代其间相差约一百三四十年到一百六七十年。这种中国与日本相似的思想在各自的国家时兴，但却有着前后一百三四十年乃至一百六七十年的时间之差。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

关于宋学开始在日本时兴的问题，西村天囚先生曾有过极其精详的论述，他出过一本《日本宋学史》，这是近来的一部名著。根据这本书的观点，宋学即朱子学在日本时兴始于南北朝初期，如果将宋学以朱子学为中心这一时期即从朱子的时代算起，仍然还是有一百五六十年的时间差距。而宋学开始兴起之后传到日本，从那时开始到仁斋先生、徂徕先生时期，计算下来也恰好是一百五六十年。在有关气象学的书中，七月气温各地相同的情况常常是用画线来表示的，但地球的纬度不同，线条就成了一种波状。在思想史方面也是这样一种关系。五六百年前发生在中国的情况后来在日本出现，这样就形成了一条曲线。这个法则到后来有了或多或少的变化。德川时代初期开始，在长崎中国的船只频频来航，所以中国的典籍很早就传入日本。与足利时代不同，这些典籍在日本全国流布得很快，到德川时代终结，与其前一个时代相比，至少有一百三四十年之差。西方的学问在日本兴起，假如飞机的传入也推迟了一百三四十年，那将会带来多么大的影响。总之，中国的学问在日本前后就有如此大的差别。宋学自初始时期到徂徕先生时期我们画了这么一条线，那么履轩先生时期相当于中国的哪一个时期呢？这一时期正当中国明末清初，中国出现顾炎武、黄宗羲(7)这样著名学者的时期。把顾炎武、黄宗羲这样的人物同履轩先生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

顾炎武出生于明末，生活于清初时期，此人对清朝三百年间的学问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顾炎武与黄宗羲，尤其是顾炎武的学问，其地位已是清朝三百年间学问之元祖。清朝以后，学问与以往不同，分化成各种流派，在汉学中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都很发达。当然顾炎武是以经学为主，而且他有着一种经世的思想。除此之外，顾炎武还治经学分支的学问，为许多学科打下了基础。这如同对耶稣《圣经》的论述一样，可以从各种角度来展开。又如古代历史的研究，也可以从各个方面着手，可以从古代语言研究做起，徂徕先生所作的就是这种研究，又可以从古代遗存物如铜器、石碑之类做起。这在中国也是一样，在这方面作为开创者而占有重要地位的就是顾炎武。顾炎武的著作很多，可以分成各个门类，如在经学方面，履轩先生就读过其有关《左传》的著述，此外还有许许多多。如对古语的研究，在中国，字音即语言，顾炎武对古字的字音进行研究，他写了《音学五书》，也就是同字音研究相关的五本书。还有一本书《金石文字记》，即有关古代金石的研究。这些著作都应用于经学研究，为古典研究打下了基础。

履轩先生研读各种经书，而且能提出自己新见，在这一点上同顾炎武是很相似的，但两人在方法上有所不同。履轩先生也研究音韵，他写过《谐韵瑚琏》、《履轩古韵》等著作。古音的研究，语言的研究是逐步发展过来的，这门研究最早仍始于宋学时代，是从朱子时代吴才老开始的，到明代中期有杨升庵。之后又有陈第(8)，此人字季立，他作了很多研究，陈季立之后又有顾炎武。履轩先生读过吴才老和杨升庵的书，陈季立之前的书他都读过，但没有读过顾炎武的书。从地位上来看，陈季立之后就是顾炎武。在日本就是履轩先生。不过从事这种研究的不光是履轩先生。骏河的庵原有个叫山梨稻川(9)的人，他也作同样的研究。但履轩先生的研究经历颇似顾炎武，能与顾炎武相匹的也只有履轩先生。至于金石文字研究，那时日本还没有研究的条件。最近住友男爵(10)捐赠出大量铜器，现在在日本可以直接进行研究了，当时这类物件在日本一件也没有。石碑的研究可以根据拓本进行，但当时只输入那些适用于习字的东西，可资作历史参考的或经书参考的很少传入进来，所以履轩先生就没有涉足于金石研究领域。

除此之外，还有一门学问也并非始于顾炎武，这就是清朝的校勘学。例如，同是《论语》，几百年前的《论语》与宋代的《论语》，将两者放在一起对照，找出字的不同之处进行校雠，这是一门学问。这与活字排版的校对不同，其是对书的正文进行研究，正文正确与否是非常重要的。校勘学在清朝非常兴盛。在日本，这门学问好像始于江户，履轩先生也没有涉足，这些是他的不同之处，但从大体上说，履轩先生在日本的经学地位相当于中国的顾炎武。

如同顾炎武的学问对清朝三百年的经学产生重大影响一样，履轩先生的学问当然也产生了影响。履轩先生之后，经学逐渐发展起来，关于这方面，不妨再同徂徕先生、仁斋先生作一比较。徂徕先生、仁斋先生的学问多由其门下弟子传承，这些弟子对他们先生的学问可以说完全是衣钵照传，不做丝毫的改动。但履轩先生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履轩先生当然也在自己家中讲学传授，但却没有能承传其衣钵的门下弟子。履轩先生的著述在一般读者中产生很大的影响，著名的学者，如京都的猪饲敬所先生、九州的帆足愚亭(11)先生，这些人都直接或间接受到履轩先生的影响。履轩先生在关东地区也很有影响。有个人叫东条一堂(12)，此人对中国经学非常精通，其对《左传》的研究就几乎可与履轩先生的《左传雕题略》相媲美。德川时代最后的学者安井息轩先生(13)的《左传集释》也是取履轩先生之说。这样，履轩先生的学说并非由其私淑弟子承传，而是被其后相继而起的经学家所采纳应用，这一点与顾炎武学说的传承非常相似。受顾炎武影响而兴起的清朝三百年间的学问，大多数人并非是直接承传顾炎武之教的门人弟子，而是受到其著述的影响，进而传播了其学说。如果日本没有经历维新，中国的经学更多地传入，履轩先生的学问在日本的影响将会更加扩大，在清朝考证学的基础上，凭靠履轩先生的这种影响，或许会形成更为深厚的具有日本风格的经学。但是，其间发生了明治维新，经学日渐式微、遂至中断。而时至今日，时代变迁，做学问的方法也随之发生变化，以履轩先生的影响，这门学问能否再度勃兴，不得而知。但履轩先生当年呕心沥血、矻矻以求的努力成果绝不会湮没无闻。在日本人中，只要对中国经学的研究香火不断，履轩先生学问的影响就必定绵延不绝，传至后世。

履轩先生是个极具人格魅力的人。《朝日新闻》曾刊载过一篇题为《新学的先驱》的文章，文中以新学界的彗星称呼佐藤信渊(14)等人。在汉学方面，履轩先生可以说也是一颗彗星。众所周知，在天体中彗星有着一个不同寻常的轨道。地球或水星、金星、土星、木星都有几乎类似的轨道围着太阳在转，只有彗星有着特别的轨道，它沿着自己的轨道转了很多年，在地球上看到它以抛物线的形式出现之后就消失了。这是彗星的特点。怀德堂也有一个特点。其同江户的学问有所不同，江户的学问是林家(15)或木下顺庵(16)的学问，是德川家的御用学问，在这一期间，林家担任大学头，并在江户建有一所学校，其最初只是为德川家培养秘书官的。而徂徕先生的学问是不同的一派，其是为了表达自己的观点见识。怀德堂的学问则又同其旨趣迥异。怀德堂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在当地推行教育，其既无学派关系，也无御用关系。怀德堂最早聘任的三宅石庵先生等人在学问上可说是杂驳无章，亦可说是兼容并蓄，起初是朱子，后来是王阳明，似乎类似伊藤仁斋的学问。怀德堂无门户之见，只要对大阪当地的教育起到作用就行。后来又请来了中井甃庵先生(17)，之后又有竹山先生(18)，竹山先生时期正值朱子学复兴时期，关东地区有柴野栗山(19)这样的三博士一派(20)致力于朱子学的复兴，竹山先生遥相呼应，也是竭尽全力。竹山先生自己也说，他的朱子学既非林家，亦非山崎派，竹山做学问也是兼容并蓄，包容一切的。在怀德堂的学者群中，履轩先生是颇为独具特色的一个，但他不独立门户。履轩先生只是按自己的想法行事，他的见解独具一格，是同怀德堂的一般学问有区别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履轩先生与彗星十分相像。不仅仅是怀德堂，同日本的各学派相比较来看，即使最大的学派即朱子学派中也有很多派别，如有以林家为中心的一派，以山崎派为中心的一派，还有以木下顺庵为中心的一派，流派纷呈，形形色色，而且形成了一定的格局。除此之外，徂徕先生、仁斋先生的学问也大体上自成体系。各个学派都有创建者，由其门下弟子传承其学派。但履轩先生的治学方法与此不同，从一开始他就不立门户，而是凭靠自己的天分去有所发现，并把自己所发现的东西记载下来，在日本的各家学派看来，履轩先生的做法形同彗星。

履轩先生其学问的影响也如同彗星。彗星同其他星体不一样。其他的星体与地球运行是按照一定的引力法则。当然彗星也按照引力的法则。但是像彗星那样有着非常大的轨道，一度飞去就再不返回的星体其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估量的。履轩先生的学问不是通过其门下弟子传播的，他的学问是通过书本给人以感化，而接受这种感化的人很多都成为了相当出色的经学家。这一点就与彗星十分相似。履轩先生是个性情中人，性格十分随和，其学问的传播也宛如其随和的性格，这种性格是在大阪这块土地上培育起来的，他的根在大阪，在这个意义上说，履轩先生是大阪风土性格的代表。

（1911年10月7日在怀德堂纪念讲演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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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井履轩（1732—1817），江户时代中、后期儒学家。大阪人。其父中井甃庵为怀德堂创建者之一。名积德，字处叔。通称德二，号履轩幽人、天乐楼主人。曾在怀德堂讲学，与其兄中井竹山共同创立了以《中庸》为中心的怀德堂学。著有《七经雕题》、《履轩古韵》、《越俎弄笔》、《履轩敝帚》等。——译者

(2)即狩野直喜（1868—1947），明治、昭和时期中国学家。历任京都大学教授、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所长。与内藤湖南、罗振玉等人在研究保存在日本的中国古代文献方面取得重要成果，曾获文化勋章。著有《中国学文薮》、《中国哲学史》、《读书纂余》等。——译者

(3)即贺茂真渊（1697—1769），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家，歌人。参见本书《贺茂真渊翁与山梨稻川先生》。——译者

(4)谭献（1832—1901），清末词人、学者。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今杭州）人。著有《复堂类集》、《复堂词》等。——译者

(5)吴廷翰（1491—1559），明代思想家。字嵩柏，号苏原。无为州（今安徽无为）人。著有《吉斋漫录》、《椟记》、《瓮记》、《丛言》、《志略考》等。——译者

(6)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明代文学家，被称为明朝三大才子之一。杨慎著作很多，《明史》记载，明代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为第一。除诗文之外，杂著多至100余种。其主要作品收入《升庵集》（81卷），又称《升庵全集》。——译者

(7)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今属浙江）人。清兵南下，黄宗羲组织起兵抗击，抗清失败后，从事著述。其坚决反对明末空洞浮泛学风，倡言治史，开浙东研史之风，为清代史家之开山祖。史学之外，黄宗羲对经学、天文、历算、数学、音律诸学都有很深造诣。著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易学象论》等。——译者

(8)陈第（1541—1617），明代音韵学家。字季立，号一斋。连江（今福建连江）人。其反对宋人叶韵说，主张“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陈第的观点对清代古音研究产生巨大影响。著有《毛诗古音考》、《读诗拙言》、《屈宋古音义》等。——译者

(9)山梨稻川（1771—1826），江户时代后期儒学家、汉学家。名治宪，字玄度。通称东平，别号昆阳山人。骏河（今静冈县）人。曾从徂徕学派荫山丰洲学古文辞学，后致力于古代音韵研究。著有《古声谱》、《考声微》、《谐声图》、《文纬》等。诗文集有《稻川诗草》、《稻川文草》等。参见本书《贺茂真渊翁与山梨稻川先生》。——译者

(10)即住友友纯（1864—1926），明治，大正时期实业家。通称吉左卫门，号春翠。1892年（明治二十五）成为住友登久养子，翌年继承家业，在其经营之下确立了住友仅次于三井、三菱的财阀地位。博才多艺，嗜收藏，出版有《泉屋清赏》、《陈氏十钟》。——译者

(11)即帆足万里（1778—1852），江户时代后期儒学家。字鹏卿，通称里吉，号文简、愚亭。曾从学中井竹山、皆川淇园。后创办私塾，即后来的稽古堂。四十岁前后开始自学兰学，著述《穷理通》。此外，著有《入学新论》、《东潜夫论》等。——译者

(12)东条一堂（1778—1857），江户时代后期儒学家。名弘，字子毅。著有《论言知言》、《系辞答问》等。——译者

(13)安井息轩（1798—1876），幕末、明治时期儒学家。名衡，字仲平。1853年，佩利率美国舰队到浦贺逼迫日本开国时，安井息轩曾著《海防私议》上呈，得到认可。著有《书说摘要》、《左传辑释》、《论语集说》、《读书余适》等。——译者

(14)佐藤信渊（1769—1850），江户时代后期经济学家。字元海，通称百祐，号椿园、松庵、万松斋等。著有《经济要录》、《混同秘策》、《农政本论》、《复古法概言》等。——译者

(15)即林罗山家族。林罗山（1583—1657），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早年曾出家，还俗后讲授《论语集注》等儒学经典。1605年（庆长十）在二条城谒见幕府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后在江户上野忍冈建立私塾和文库，而后又建光圣殿，此为昌平黉的前身。林罗山子鹅峰（1618—1680）为德川幕府第三代将军家光侍讲《五经》，并参与以外交为中心的幕政。与父林罗山一起编撰了《宽政诸家系图传》、《本朝通鉴》等。林家第三代凤冈（即信笃，1644—1732）从第四代将军家纲到第八代将军吉宗先后侍讲德川幕府五代将军。1691年（元禄四）林家私塾迁至汤岛，改为昌平黉，凤冈被任命为大学头。后大学头这一职务由林家代代世袭。除教育之外，林家还参与幕府的许多政务活动。林家在江户时代的儒学界占有重要的地位。——译者

(16)木下顺庵（1621—1698），江户时代前期儒学家。京都人。名贞干，字直夫。通称平之丞，别号锦里、敏慎斋、蔷薇洞。曾从学松永尺五。1682年（天和二）应德川幕府第五代将军纲吉之召成为幕府儒官，新井白石、室鸠巢、雨森芳洲、祇园南海、榊原篁洲等皆出自其门下。曾与林凤冈编撰《武德大成记》。著有《锦里先生文集》。——译者

(17)中井甃庵（1693—1758），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诚之，字叔贵，通称四郎、忠藏。曾从学三宅石庵。著有《不问语》等。——译者

(18)即中井竹山（1730—1804），江户时代中后期儒学家，中井甃庵的长子。参见前注。——译者

(19)柴野栗山（1736—1807），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名邦彦，字彦辅，别号古愚轩。曾任昌平黉教官十余年，是“宽政异学之禁”的建议者。著有《栗山文集》、《栗山堂诗集》等。——译者

(20)即柴野栗山、尾藤二洲（1747—1813）、古贺精里（1750—1817），人称宽政三博士。——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