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如果有人说起一个非基督教民族创造了一种在伦理道德上比我们优越的文明，在某些社会环境里，会被视为悖德言论。出于相同的理由，某些人也会对我将要说起蚂蚁的事情感到不悦。但是在世上存在一些人，拥有我永远无望企及的智慧，他们在基督教的祝福之外思考虫类和文明。最新出版的《剑桥博物史》一书给我很大的鼓励。书中有一段大卫·夏普教授对蚂蚁的点评：

根据观察，会发现在这些昆虫的生活中呈现了一种极为显著的现象。其实我们几乎无法回避这样的结论：它们在许多方面掌握的在社会中共同生活的艺术，完全超出了我们人类；它们在一些对社会生活大有裨益的产业和艺术达到的成就领先于人类。

我认为有一些通晓相关知识的人，会对一位专家的这种直白说法提出异议。当代的科学人不易对蚂蚁或蜜蜂感情用事，不过他会毫不犹豫地承认，在社会化的进化方面，这些虫类取得的进步“超过了人类”。赫伯特·斯宾塞先生 [24] ，没有人会指责他有浪漫主义倾向，他要比夏普教授走得更远。他向我们说明，从一个非常现实的意义上来讲，蚂蚁在伦理和经济上都领先于人类——蚂蚁的生活完全致力于利他性目的。事实上，夏普教授有些不必要地使用下列谨慎的评论来让他对蚂蚁的赞美显得较为适当：

“蚂蚁的能力与人类有别。蚂蚁致力于整个物种的福祉，而不是个体的福利，可以说，蚂蚁的个体利益是为了群体的利益被牺牲和专业化了。”

从现实的人类角度来看，这段文字明显包含的意义——无论在任何社会环境下，个人的进步为共同的福祉而被牺牲掉，都是不尽如人意，有很大改善余地的——或许是正确的。因为人类的进化还不完善，人类社会从人的进一步个体化中获益匪浅。可是对于社会化的昆虫蚂蚁而言，这种隐含的批评意义是值得怀疑的。赫伯特·斯宾塞说：“个人的进步在于让他更好地适应社会合作，这有利于社会的繁荣，有利于种族的维系。”换言之，个人价值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存在。理所当然的是，个人为社会做出的牺牲是有益还是有害，必然取决于社会成员的进一步个体化带来的得失……可是正如我们目前看到的那样，在蚂蚁的社会条件之中，我们最应当关注的是它们的伦理条件。蚂蚁的伦理条件是人类无法批评的，因为它们实现了斯宾塞先生描述的那种道德进化的理想。即“一个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十分协调的国家，乃至两者完全融合”。亦即在这个国家里，唯一可能的快乐就是无私行动的快乐。或者我再次引用斯宾塞先生的话，昆虫社会的各种活动是“将个体幸福完全彻底地抛在一边，完全以集体的幸福为重，乃至个体生活看来只是为了关注社会生活而在必要的范围之内得到适度关注，个体只需要摄入维持体力所需的食物，进行必要的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