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化与天平文化

唐代文化与天平文化

唐代文化与天平文化是一个很大的题目。其不单单是日本的问题，从中国的角度来说的话，日本文化这一问题也是很大的。从东亚整体考虑，存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文化中心，其文化向四周传播，催生了周围各国的文化，形成新的文化。这恰巧与西洋的希腊文化向欧洲各国传播的形式相同。尤其是过去——古代自不待言，在整个近代，中国文化向四周扩散并形成周围各国的文化中，可以说日本的天平时代文化是最为重要的。因此要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播，就非常有必要先研究天平文化。从日本人的立场来看，日本文化是如何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萌芽的，这是一个相当有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不能不考虑的问题。尤其是中国文化不光影响到日本，也影响到中国周围的国家，那些国家的各自状态是如何形成的，哪一个国家最智慧地应用了中国文化，并创造了本国的文化，这些也都是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文化的中心即使只存在于中国内部，其也会逐渐产生变化，一种文化不可能永远在一个地方保持兴盛。在中国，文化最早是在北方的渤海湾沿岸地区发展起来的，后来渐渐南移，现在南方成为了文化的中心。这种文化中心的逐渐移动同国界没有关系，既然在中国内地文化中心可以逐渐移动，那么其也会越过国界，移向他国并在那里兴盛起来。从这一点来看，日本文化经过何种途径，最终成为东亚文化的中心，而且现在正在成为这一文化中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关于文化，还有一个问题。日本在古代受到中国学问的影响，在所有的文化、道德方面，古代日本是非常优秀的，但到后来就渐渐堕落了。近年来，日本受到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后思想的影响，人们认识到世界在进步，所有的民族都在进步，觉得日本也将会变得好起来。这从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正确的。历史学家是按照年代顺序从纵向来观察社会的，如果以停滞不前的方式考虑问题的话，那就毫无意义了。但是现在是否果真如人们所想的那样，社会必然在进步，这仍然是个疑问。在过去，我们一直把中国的历史看成一部进步的历史，认为中国这样一个保守的国家是在进步之中。在中国也有持相同看法的历史学家。可是近年在关野博士(1)于朝鲜进行乐浪(2)发掘以后，当了解到距今两千多年前的汉代文化是非常灿烂的文化之后，我们对这一看法稍稍产生了怀疑。某个时代某种事物发展到顶峰，那么紧随其后的时代就不可能超越它吗？在其之后的时代能够获得发展的事物，其种类会发生变化。而从文化发展水平来说，某个时代能够达到顶峰只能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今后，在世界的历史被统一之前，人们会对这些问题不断进行思考，在世界文化发展到同一水平之前，这些问题是很难说清的。但实际上对某一时期某种达到顶峰的文化进行思考是很有必要的。从这一点上来看，观察天平文化是非常有意义的。不言而喻，日本天平时代至平安时代也创造了非常灿烂的文化。后来日本的文化也没有倒退。到了江户时代，其在不同的类型上又获得了相当的发展。天平时代日本所创造的文化，以近畿地区文化为例，在其后的时代里，同一类型的文化无论多么丰富多彩，也不能与天平时代同日而语，在日本各个时期的文化中，天平文化具有相当高的价值，在谈到天平文化这个问题时，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一点。

论述天平文化要涉及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最为主要的就是中国文化问题。中国的周围有很多民族，那些形形色色的民族几乎全都比中国发展滞后，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它们各自创造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如果有与日本相似者，可以通过比较观察从而有利于对日本文化价值的理解。中国周围的国家很多，但能够将文化或多或少传承到今天的国家并不是很多。日本在隋唐以前就开始接受中国的文化，但日本文化的兴盛是自唐代开始的。与其相似的还有朝鲜。朝鲜几乎与日本一样，通过相同的途径接受了中国的文化。即使从其国语来看，朝鲜语与日本语是同一体系的语言，有一段时期完全使用中国的文字，把中国的文章当作自己国家的文章一样使用，这一点也大致与日本相同。因此，将日本文化与朝鲜文化进行比较是很有意义的。在中国周围、接受中国文化的国家中，朝鲜文化维系时间最长，其间还或多或少表现出不同的特色，这也十分便于进行比较研究。

谈到文化的本质，首先要涉及政治。日本的政治是受到中国政治影响的，尤其是在天平时代，受到中国的影响最大。论述中国的政治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一般在政治运行中官职是很重要的。关于中国官职的历史相当复杂，到唐代时已经经历过多次变革。中国人在很久以前的周代、汉代时期，除了有形形色色的实际官职之外，还有关于官职的理想，这种理想与根据实际需要发展起来的官职导致了中国官制的发达。一方面从实际需要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官职，另一方面认为应该从总体理想出发设置各种官职。主张从总体理想考虑设置官职在汉代分为两派。我们作中国学术文化研究的人将其分为古文派与今文派。这两派对关于官职的理想也有各自不同的观点。具体的内容相当繁杂。但显而易见的一点就是对官职计数的方式有明显的不同。今文派的官职计数方式是所有的官职均以三倍数计算。天子之下立三公，三公之下立九卿，大夫二十七、元士八十一、大致均以三的倍数设置官职，如对汉学感兴趣者所知，《礼记·王制》中记载有今文派的理想。而《周礼》中记载了古文派的理想。古文派是以六的倍数考虑官职的。政府组织大致分设六官即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各官之下各置六十官即三百六十官，这是按古文派的理想设置的官职，除此之外，还有应实际需要产生的官职。自秦始皇起，经汉代六朝到唐代，这两种理想与根据实际需要产生的官职组合在一起构成了唐代的官制。唐代有关官制的书中——现在还有一部叫《唐六典》(3)的书，当时模仿唐代官制的结果，在日本也把《唐六典》作为一部非常重要的书来研究。而按理想设置的官职与现实中的官职相互组合产生的后果是，两类官职处理相同事务，这样自然产生大量冗员。如果读唐的《六典》就可了解这一情况。

但是，唐代已经有政治家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思考了，这位政治家就是杜佑(4)，他也就是前面所提到的抱着社会是在进步的这样一种观点的历史学家。杜佑是唐代中期的政治家，也正好是在弘法大师入唐这一时期的人，较天平时代稍晚一些时候，他撰写过一部名为《通典》的名著，作为历史学家，杜佑当属在写过《史记》的汉代司马迁之后最杰出的史学家。这个人的特点就是，他认为中国是在逐渐进步，这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中几乎是见不到的。杜佑的那部《通典》通篇反映了他的观点，但时至今日，很多人读《通典》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不久前，在编集友人狩野教授纪念论文集时，我写过一篇相关的论文。杜佑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历史学家，又是一位有着真知灼见的政治家。《通典》中可以看到杜佑对唐代官制的论述。杜佑明确指出，唐代制度中相互矛盾、重复的官职多如牛毛。举例来说，掌管刑罚，相当于今日司法部的官职就有两个，明明一个即可，偏偏设立两个。按照唐的制度有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这些是最主要的官职。尚书省有六部，此来自《周礼》的六官，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除此之外，唐制度中有九卿，其主要来自王制，九卿之中有大理寺，此即司法官，前面六部中的刑部也是司法官，这样有关司法的官职就两者重复了。工部列在尚书省六部之中，但又设与工相关者将作监，此也是重复。户部是同时掌管内务大藏的官职，在唐代又另有司徒一官，此又是重复。礼部相当于今日文部省，在此礼部之外有礼仪使，还是重复。除这些之外，类似的官职重叠现象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杜佑举出这些事例，指出唐制度官职叠床架屋，机构臃肿，浪费严重，必须整顿。但当时没有像杜佑这样头脑清醒的宰相，其意见也没能被采纳。总之，这番意见是唐代杜佑提出来的，事情发生在唐代，我们在思考天平文化时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日本在采纳唐的制度时，虽然是模仿其制度，但并没有将唐的制度囫囵吞枣，全部照搬。日本有太政官，除此之外设立八省，八省大体包括了唐的六部，还包括中书省。太政官职责范围包括尚书与门下两省，大体上日本采纳了唐的制度。唐代分尚书、门下、中书三个主要机关，中书省是天子的秘书官，相当于今天的内阁，其是天子最直接的秘书官，主要负责处理诏敕这一类事务。由于当时没有议会制度，官吏中对天子的命令也就是中书起草的命令认为不合适的，允许可以提出不同意见时，门下省就是负责对其审议的机构。唐代政治的运行实际上就是中书省与门下省双方商议，中书省代表天子的意志，门下省是审议机构，两省商议形成决定后转送至尚书省，尚书省是执行官，工作由尚书省的六部各自分担执行。这就是唐的制度，或许可以说是一种合议政治，贵族合议政治，形似专制政治，但也不是完全按照天子的意志行事的。日本太政官八省引入了这种制度，太政官下有尚书和门下两省。太政官中有辨官，辨官也就是执行官，除此之外有大纳言、中纳言、少纳言，相当于门下省，也就是就天子命令进行商讨、审议的地方。唐的中书省在日本设置为中务，在八省之中。也就是在唐的六部之外，在日本与其并列的还有中书省，成为七省。可是为什么又变为八省呢？因为在日本把唐的户部分为民部与大藏，相当于今天的内务省与大藏省，所以变成了八省。这就是日本的做法，这种做法不是毫无缘由的，而是在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在日本的历史上，早在引入唐代制度之前，大藏这一机构就特别完整。追溯其起源，日本的财政制度是为了开展同海外的交流发展起来的。在奈良时代之前，大和川的大和、河内国境一带有一位名为船氏的人，他是百济归化人的后裔，其掌管那里的船务，担当的也就是海关的职务。另外，淀河的枚方以上地区也有一个海关官吏，名叫河内首，是归化的中国人。他们就在这两处征收进入大和的杂税。除此以外，秦氏中有担当管理长藏、大藏职务者，汉灵帝的子孙中也有成为内藏、藏人、椋人者。这些人可以说是日本最早的财政官员，在模仿唐代制度以前，日本这种称作大藏这一形式的机构就已非常发达。日本重视这一历史，所以把户部分为民部与大藏两个部分。日本在引进唐代制度，设置八省百官的过程中也是煞费苦心，最终把日本原本就很发达的事物同唐代制度巧妙地融合为一体。太政官中的辨官就是执行官，少纳言是门下省的职务，将其灵活地编入太政官内，使之符合日本的国情。

或许是种偶然，日本避免了杜佑所说的中国制度那种理想与实际产生的重复、矛盾的现象。日本没有出现司法官职各有两套这一类现象，虽然后来因具体情况有所变化，但最初在采纳中国制度时就避免了中国那种重复、互为矛盾的现象。杜佑是相当于奈良时代以后、平安时代初期的人，日本不可能参酌杜佑的看法，日本的政治家在引进中国制度、设计制定日本制度时，为避免重复的弊端是斟酌再三，煞费苦心，远比明治年间引进西方制度时辛苦得多。明治年间引进西方制度时，日本已有在其之前记载先进制度的《大宝令》以及相关的书籍，而且明治初年王政复古时期还存在一种再兴古令的倾向，在参考这一古代制度的基础上采纳西方先进的制度，将两者互为参照带来相当大的便利，所以可以说其比在日本原始制度的基础上采纳中国制度要省力得多。于此也就知道天平时代以前采用中国的官职是相当慎重的。

仅仅看日本的情况，还不能体察到其难能可贵之处，如果将其与朝鲜的制度加以比较，那就非常清楚了。日本天平时代相当于新罗国统一朝鲜时期。尔后新罗统治朝鲜达二百余年，但现在有关这一期间制度的文献很少，专门记载制度方面的书也没有能像日本那样保存下来，只不过在诸如《三国史记》之类的几本朝鲜古代史的书中稍稍提及。原本理应可以了解更多的情况，但由于文献的亡佚已不得而知。但从今天历史上保存的新罗制度来看，很明显其最初引进中国制度时就做得很不高明，无法与日本相比。新罗既没有考虑将中国的六部全部采纳，又没有想到设立如同日本太政官八省那样井然有序的制度。《三国史记》记载的是朝鲜最古老的历史，这部书写于藤原时代后期，从记载来看，当时的制度极其粗陋，完全没有像同一时期的日本那样井井有条，到其后的高丽时代，开始模仿唐代制度，但这种模仿是依样画葫芦，而不像日本那样考虑本国国情和唐代制度的欠缺，从而灵活地进行取舍。高丽制度几乎就是对唐代制度不加区别，全盘照搬，所以朝鲜对唐代制度的采用方式从一开始就不如日本。也有人认为，新罗时代有样式繁多的佛像，在发掘的文物中不乏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精美物品，很多器物表明其曾有过非常先进的文化。但是实际上，其制度明显不如日本。由此可见，当时日本的政治家是相当高明的。他们究竟是哪一些人呢？从表面上看，是大织冠镰足(5)之子藤原不比等(6)，但除此之外，还有那些曾留学中国的人们。当时中国文化在日本的势力之强盛远远超过今日西方文化在日本的势力，但日本人在研究引进制度之际，并没有为中国文化的灿烂所惑，而是考虑到本国的国情。

除了官制之外，日本还模仿唐代制度制定了种种法令，也就是律、令、格、式。这些是组成唐代制度的全部法令，现在只有唐律完整地保存下来，而唐令、唐格、唐式都几乎不复存在，残存的也都已是支离破碎。所谓律，就是现在日本所说的六法。所幸的是，唐律全部保存下来了，而日本模仿唐律制定的日本的律几乎都已失传，现在留下来的只有四种即名例、卫禁、职制、贼盗，而且这四种也不完整，保存下来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名例律是规定法律用语定义的。其他的各是一部分法律。将现在保存下来的日本律与唐律进行比较，可以看出日本律采用了唐律，有的甚至连词句都完全相同，尽管如此，其间也是几经推敲，颇费斟酌。例如重罪在中国称作十恶，而在日本略去其中两项，称作八虐(7)。从大体上说，日本律课罪方式比中国要轻，对中国有必要而对日本没有必要的皆排除在法律之外。即使在制定法律方面，也是充分考虑了日本的国情。可是，对适合于日本的原封不动加以采纳的情况也相当多，当时在制定法律时的良苦用心是不难想见的。

关于令，所幸的是只有一部分残缺，大部分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唐令现在几乎散佚殆尽，或者也可以说全部都已不复存在了。我曾在法国图书馆发现一部分，并亲手将其抄写下来。令中有一种正式令，是规定的文书形式，也就是诏敕令的文书形式，我所抄写下来的就是这样一部分令。其是从中国敦煌发掘出来的，现收藏在法兰西国民图书馆。我曾想用照相将其拍摄下来，但其已经过裱糊，如果纸贴在反面倒是没问题，纸又恰恰贴在令的这一面，没有其他办法，只能费力透过裱糊的纸抄写。幸好这是一纸正式令，回到日本以后将其同《大宝令》的正式令进行了比较。日本是太政官八省，而中国是尚书省六部，来往文书的官署名称不同，但文书来往的方式则完全是模仿中国，正式文书几乎相同。因为裱糊的纸下面的字看不清楚，虽尽力辨认，还是抄错了两三个字，查阅日本令，根据日本令将错字改正过来，日本令与唐令竟一致到如此地步。在这方面，日本也是从国情出发，一切都很简要，来往文书两国没有太大的差别，但唐的辞令书要经过中书、门下、尚书三省，手续非常烦琐，辞令的词句也很长。而日本尚书门下由一个太政官处理，辞令也非常简洁。这种做法一直保留到现在，辞令皆由内阁处理。日本所保留下的太政官简便的处置方式，省去了唐那种从中书转到门下，再转到尚书的步骤，这就是日本的令的特色。幸好法国保存着仅存的一些断篇残页，我们才得以了解日本的令当时是如何采纳唐令的。

接下来是格，格也是在法国图书馆抄写下来的，是散颁刑部格。在唐代，大致重大法令都属律令，以现代日本来说，除宪法之外《六法全书》上的全属律令，其他琐碎的临时性指令之类的规定即为格，所谓格是在实施中起作用的规程，散颁刑部格是六部中刑部的格，在这一格中有留司格与散颁格两种。留存在负责处理的官署里的格称留司格，由于是一般规则加以公布的格就是散颁格，我所抄写的正是属于刑部的散颁格。日本还有名叫三代格的(8)。这种三代格与唐时的格相比较，最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日本的格非常简单，基本上没有烦琐的规定，而唐代的格非常复杂。关于这一点，如果把日本从好的方面来考虑，日本的官吏、民众都不像唐那样狡诈，日本人不会做钻法律空子之类的事，所以没有必要制定那样严密的格。但如果从另一方面考虑，虽然日本模仿了唐的律令那种复杂的制度，但日本社会当时远没有发展到像唐那样必须制定严密规定的程度。总而言之，与唐相比，日本的格是非常简单的。

关于式，日本有《延喜式》，唐式只有《水部式》还保存着，这是从敦煌发掘出来、由中国的罗振玉氏(9)出版的，而其他的都已不存在了。在我去法国之前，就知道律令格式中《水部式》已从敦煌出土，但没有其他的律令和格。所幸的是，我在法国调查的结果，不仅发现了令和格，而且还有律的零碎残文。这些东西与今日流传在世的唐律完全相同。以前就知道日本律令格式的制定是模仿唐代的，但日本在模仿中国的制度方面态度如何谨慎，通过这些实物的比较才能够得以明白。

以上是关于政治方面，其他方面先论述文学。关于唐的文学传入日本，首要的条件是书籍的传入。关于从唐传入日本的书籍，有一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书，这部书是自天平时期至宇多天皇的宽平年间编撰的，是当时日本所存的中国书籍目录。其所记载的书籍是否大部分在天平时代已传入日本是个疑问，天平时代的日本人究竟读了多少中国的书，如果《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之类的书当时已经问世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很容易回答了，但遗憾的是当时没有汇总统一的目录。因此，只能从各种各样的材料中把天平时代之前传入的中国书籍的目录摘录出来，直接了解天平时代的人们读了哪些书。再则就是把这些书籍同后来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进行对照，间接地推测天平时代的人们所读过的书。这里，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书中有天平时代的政治家兼学者吉备真备从中国带回的书。据《续日本纪》(10)记载，天平七年吉备公从唐归来时，呈献《唐礼》一百三十卷、《大衍历经》一卷、《大衍历立成》十二卷、《乐书要录》十卷。《唐礼》一百三十卷记的是唐高宗时期的永徽礼，《大衍历经》是著名的唐僧一行所制定的历术。《乐书要录》也是在这一时期带回日本的，这部书在中国已经绝迹，其残本只在日本传下来了。中国有学者称《乐书要录》是日本人伪造的，这完全是错误的。吉备公还带回《东观汉纪》一百四十三卷，这在《续日本纪》中没有记载，但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可以看到。《扶桑略记》记载，吉备公传习三史五经、名、刑、算术、阴阳、历道、天文、漏刻、汉音、书道、秘术、杂占、十三道，此诸道书籍是其亲自由中国带回日本、还是在其之前已由中国传入，可惜的是目录上没有记载。其次应该注意的是圣武天皇(11)的《宸翰杂集》。这部书现珍藏于正仓院(12)，是圣武天皇从御览的中国书中亲自抄写下来的，其中大部分系与佛教有关的诗文。佐佐木信纲博士(13)前几年将这部书出版，从该书可以看到，在提到的六种书中有三种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记载，其余三种没有记载。由此可见，天平时代的人们在读《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的时代还没有的书。可以想象，天平时代中国的书籍之丰富绝不亚于平安时代。第三点应该注意的是，众所周知《日本书纪》是奈良时代汉字体的日本历史，书中引用大量中国的书，其中有的地方明确举出所引的书名。在《神功皇后纪》中引用了一本《晋起居注》的书，现在这本书在中国、日本都已失传，可是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记载，这是天平之前编撰《日本书纪》时期到《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时这本书已流传于世的一个证据。《日本书纪》写的是日本历史，但其文章是汉文，文字非常漂亮，有的地方将中国天子诏敕一字不改地作为日本诏敕书写。后世史论认为《日本书纪》这种态度远离事实，借用中国历史之文粉饰。但从文化角度考虑，这又成为了一个佐证，证实为文饰日本历史而使用的各种各样的中国书籍在奈良时代就已传入日本。当时编撰《日本书纪》的人们熟读各种中国的资料，知道在何处有适合诏敕的文句并加以摘录使用。和铜（708－715）养老（717－724）年间，编撰《日本书纪》时中国的书籍就已经相当丰富。如果有人在奈良时代的书以及文章中调查其引用文字，也一定会得到相同的结果。第四点是，在佐佐木博士出版《圣武天皇宸翰杂集》的同时，还有一部《南京遗文》，也是汇集正仓院所藏奈良时代的古代文书，缀成一册出版。其中天平二十年（748）六月十日的《更可请章疏》将汉籍的目录与佛典一起列出，其全文可是《大日本古文书》第三卷。其中一半左右的汉籍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记载，没有的话，在中国正史中的书目，也就是《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或《新唐书·艺文志》上也有记载。（参见附记）

根据这些情况可以推想，天平时代，当时唐代的主要书籍在我国都有，同《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时代没有多大的区别，有的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没有记载，但在天平时代就已经有了。佛教书籍另当别论，在中国周围的国家中，还找不出哪个国家能像日本这样拥有如此丰富的中国书籍。关于佛教书籍，《续日本纪》记载，与吉备公同时入唐的僧人玄昉(14)曾带回五千余卷佛典。五千余卷几乎相当于当时经书的全部。就从这一点也可以了解当时日本的学者以及僧侣为了获取中国的知识是如何利用中国书籍的。根据这些资料我们不难想象当时的日本人是如何挥洒自如地写作汉文、汉诗的。

《续日本纪》是用类似现在官方文件的材料以日记体编撰，包括以奈良时代、天平时代为中心的各个时期种种文献，其中有历代诏敕，全部用汉文写成。还有的就是名家撰写的文章，那些都是美文，当时成为衡量如何写好汉文的标准。其中有一篇宝龟元年（770）吉备大臣所作乞骸骨的启(15)，用漂亮的四六文体写成，事情发生当在孝谦天皇(16)驾崩、光仁天皇(17)还身为皇太子、尚未即位期间。宝龟三年（772）一个名为文屋大市(18)的人收到一份乞骸骨的表(19)。因为文屋大市这个人是天武天皇系的，当时已被赐姓为人臣，孝谦天皇驾崩后，其为皇嗣候补者之一，与吉备公关系极为深厚，吉备公甚至提出立此人为天子之议。该表也当为吉备公所作，用非常优美的汉文写成。除此之外，由于当时正值安禄山叛乱时期，在正式的奏文中还有事关太宰府防务之议，从中可窥其谋略之才的同时，亦可见其文采。吉备公是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迄今为止被发现的吉备公的文章只有两三篇，此篇或可援作实例，其文字优美流畅，由此可知当时的人们可以写出何等水平的汉文。

在这一时期前后的汉文中，最令我们钦服的就是《古事记》。这是一个名叫太安万侣的人编撰的，时间是和铜五年（712年），远在吉备公之前。《古事记》仍然是用四六文体。里面有很多的日本故事，使用汉文写中国故事相对要轻松得多，但此人运用很多日本神代以来的典故，其手笔实在令人惊叹。从这些事例也可窥见当时人们的汉文水平。在这一点上，同其他国家比较，虽然当时朝鲜能写汉文的人相当多，但从现存的汉文来看，还没有能堪与我国相比者。虽也有如强首、薛聪、金大问等名人所作的汉文，但这些文献今多已亡佚，偶有残存于世者，也是真伪难辨，不足凭信。

汉文之外就是汉诗。在我国当时的汉诗集中有一部名为《怀风藻》的书，其序文也是一篇四六体的名文，这部书中大约收集了奈良时代的人们所写的汉诗约一百二十首，其中多为当时流行的五言古诗，也有七言诗。弘文天皇(20)、大津皇子自不待言，镰足的子孙史、宇合等人也是其中的作者，这些汉诗与初唐的诗歌几乎是相同的风格。也许是由于文献亡佚的缘故，在汉诗方面朝鲜也几乎没有堪与日本相比者。距今约500年前朝鲜有一本名为《东文选》的书，里面有古诗文，相当于日本天平之前时代的诗只载有一首，而且作者不明。唐代人的诗也有若干首，但多为平安时代菅公时期的汉诗，早于那一时期的汉诗几乎没有。当然不能因为没有就断定当时人不会作诗，但日本有一百二十首，而朝鲜仅此一首，别无他作，让人感觉到诗人不多。当时日本文化与朝鲜相比，孰优孰劣，据此不难断定。在《怀风藻》的一百二十首汉诗中，还不包括阿倍仲麻吕欲从唐返回日本时所作的那首著名的五言诗(21)。

还有一点或许与中国无法相比，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了不起之处就是用国语写文作歌。和歌在《日本书纪》和《古事记》等书中也有记载，这些朝鲜几乎都无法与其相比。不过新罗时代朝鲜语类似和歌之类的歌谣并非完全没有，《三国遗事》这本书中就有五六首，但现在要读它都很困难。更没有像我国《万叶集》那样留下二十卷之多的歌集了。此外，日本当时已有国语文章，如《续日本纪》所载宣命(22)之类都是文辞妍丽、气势雄峻之文。朝鲜也并非没有用国语写作的文章，今日京城总督府博物馆所藏庆州地方发掘的天宝十七年葛项寺石塔记碑文就是用朝鲜语写的。又如对马曾有朝鲜钟传入，放置在八幡宫，今该宝物已不知下落，但钟铭文的拓本留传下来，也是用新罗时代朝鲜语写成的。这两篇东西也就相当于日本法隆寺金堂药师三尊光背铭文的水平，当时朝鲜远没有达到如同日本那样运用本国语言写文作歌、制作鸿篇巨作的程度。国语的独立是日本国民最伟大的业绩之一。吸收接受中国的文学，与中国人同样作文赋诗，同时又倾心致力于日本本国传统的文章与和歌的制作，两者并举，双管齐下，这足以证明当时的日本人具有优于他国国民的非凡的能力。

这一时期，社会时行阅读汉文使用日本读法，甚至盛传吉备公创制了五十音。总之，用日本国语的法则对汉文进行训读非常盛行，当时已经出现了语尾假名(23)。有一说认为，读汉文标注的训读符号(24)、语尾假名是平安时代以后才出现的，但我确信其自奈良时代开始就已经开始出现。近年对尊胜院圣语藏的大量佛经调查结果证实，当时已经存在训读这种方式。以日本的读法阅读中国的文章诗歌在增加日本人对中国文学的理解力上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其对当时的文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当时新罗类似日本假名的文字符号也开始出现传说吏吐(25)就是由新罗的薛聪(26)创制出来的，其训读方法与日本不同，训读时不打乱汉语的语法。而日本与其恰恰相反，日本尽可能按照日本的理解进行训读，这对于日本文化从中国文化中独立出来是相当重要的。

关于艺术，首先谈一谈雕刻。雕刻在天平时代，整个奈良时代就已经非常发达，可以把天平时代的雕刻与朝鲜当时的雕刻作一个比较。这里不妨把种类相似的雕刻放在一起来看。朝鲜庆州有一处叫石窟菴的地方，那里有很多的雕刻，都是很精美的作品。按照历来评论家的说法，石窟菴的雕刻是在中国雕刻传入朝鲜之后发展起来的，体现了朝鲜的特色。当时正值唐朝时期，如果将石窟菴的雕刻与同一时期、同一题材的日本雕刻，如东大寺三月堂以及戒坛堂的四天王、兴福寺释迦十大弟子相比较，首先一眼望去就会感觉到，日本的雕刻从整体上说富有浓重的写实风格，与实际中的人物相当接近，而且反映了日本固有的传统技艺特色。从三月堂等处的雕刻就可以这样断定，人物面部表情很带有实生风格，而从整个姿态来看，又总让人觉得与日本历代相传的冥器泥俑的形态十分相似。天平时代日本的艺术非常发达，已经掌握了写生的技巧，又多少带有古代的传位以及冥器泥俑一类的影响。当时的雕刻在表现日本地方特色的同时，又汲取了唐代雕刻带有写实精神的特点，反映出其为达到与中国同一水平而作出的努力。而石窟菴的雕刻则旨趣迥异，无论人物姿态还是表情都缺少写实的感觉。就其人物姿态而言，如果要举与其相似者，则可举始于中国六朝时期的雕刻，如龙门雕刻。关野博士发现的天龙山石窟中的石佛，姿态轻盈曼妙呈漂浮状，这也可称为六朝时期的一个特点。石窟菴雕刻与这种姿态是有相同之处的。这一特点也表现在绘画上，例如顾恺之(27)的《女史箴》中的人物，又如阎立本《帝王图》中的人物姿势也是呈漂浮状的。这幅画曾一度拿到过日本，因没有买家又带回中国去了。由此看来，六朝时期至唐代初期传统相承的绘画雕刻风格在朝鲜一如既往地传承到石窟菴时代，并在其雕刻上表现出来。如果从偏爱日本的角度来说，日本在天平时代就已经在隋唐时期风格的绘画、雕刻中融入了写实的精神，同时还吸纳了泥俑时期以来的传统，表现出日本固有的特色。可是朝鲜的雕刻依然还在照搬六朝时期的形式，并没有发展到日本的水平。

除雕刻之外，从六朝时期到唐代这一期间中国的绘画也发生了种种变化。六朝时期的绘画至阎立本可划为一个时期。其后出现了吴道子这一位著名人物，画风为之一变，白描画风流行。所谓白描也就是一种别具笔意的用墨方法，这又是一种变化。还有就是张萱(28)、周昉(29)两人于开元天宝年间异军突起，开始画富于肉感、写生风格的绘画成为当时的流行。从那以后仕女画就开始画肉感丰满的美女。天平时代正好跨越从吴道子到周昉、张萱这一期间，所以能够感受到当时已经受到唐代这种画风变化的影响。在日本，六朝风格的绘画，也就是阎立本风格的绘画，多见于如法隆寺玉虫厨子门扇(30)这一类古物，类似吴道子那样的作品也就是如正仓院画在麻布上的菩萨像之类的了。由于在中国也没有可以确定的作品，所以就很难进行比较。农林大臣山本悌二郎氏收藏有一幅吴道子的《送子天王像卷》，据说是宋朝时期的摹本，与这幅吴道子的绘画相比较，麻布画像的面部描绘方法与其有相当多的共同点，可知吴道子风格的绘画当时已传入日本。至于周昉的绘画，朝日新闻社的上野先生有一幅《美人听琴图》，是明代仇英的摹本，非常传神地表现了周昉画的神韵。张萱的画在波士顿博物馆里有宋徽宗的摹本，据说其临摹的是唐代原本，看这些摹本，可以认为药师寺的《吉祥天图》、正仓院屏风画的树下美人、法华寺来迎佛的屏风都可当为日本受到周昉、张萱等写实流派以及仕女画风格影响的佐证。周昉、张萱生活的时代几近与天平时代同步，其画风影响日本非常迅速，中国刚一流行，马上传入日本，可见当时中日文化关系是如何紧密敏感。或许当时日本都城奈良已经发展到拥有与唐的发达地区如长安、洛阳、扬州几乎相同水平的文化。

关于书法，这里首先提出欧阳通所写的道因法师碑文，把其作为一个标准。欧阳通晚年所写的东西中有高句丽泉男生的墓志铭，泉男生这个人由高句丽降唐，后死于唐，其墓志铭最近在洛阳被发掘出来。欧阳通继承其父欧阳询遗风，是唐初书法大家。不可思议的是，在日本有酷似其字的书作，给中国人看，中国人说是欧阳通的字，不相信是日本人所书。这幅书作就是小川为次郎先生所收藏的《金刚场陀罗尼经》。书作上写有干支丙戌年，正好相当于朱鸟元年（686年），还写有“川内国志贵评内知识为七世父母及一切众生”云云，卷末有“教化僧宝林”字样。毫无疑问这幅书作是在日本所书，但欧阳通不可能来过日本，由此可知系日本人所书。让人感觉系同一人书写的还有日本的金石文，这就是长谷寺千体佛下的铭文，其也是朱鸟元年之物。将两者相比，书体几乎相同。总之，在日本只有《金刚场陀罗尼经》与长谷寺千体佛铭文这两件书作，其文字与欧阳通书体没有丝毫两样。书写道因法师碑文早于泉男生墓志铭16年，《金刚场陀罗尼经》与长谷寺千体佛晚于泉南生墓志铭7年，也就是说，这些书作是几乎与欧阳通同一时代的人所书。当时在日本已经有人能够写出与欧阳通书风完全相同的书作，由此可见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吸收中国文化是如何地敏感。

完美表现欧阳通父亲欧阳询书风的书作还是已故小川先生收藏的《华严音义》二卷，此作原为东大寺所收藏，曾为净土宗管长、著名高僧养鸬彻定所有，后被西本愿寺收藏，西本愿寺拍卖藏品时被小川先生购得。其书写风格与欧阳询的字相同，由于过于相似，展示给中国人看会使其大吃一惊。但此《音义》中夹杂有日语文字，该件当在日本书写是确凿无疑的。这里所举的两三个例子说明日本人当时是如何认真学习中国著名书家的书风的。除此之外，高野山有《文馆词林》，是卷轴，计十二卷。其中一卷与唐代著名书家褚遂良的字体十分相似，是嵯峨天皇时期所写的，虽然不是奈良时代，但是平安时代最早的时期，接近于奈良时代。这件东西历来不为人所注意，是近年被发现的。弘法大师的《灌顶记》、《风信帖》与颜真卿的书法十分相似，是大师认真研习唐代当时新创的书风、精心创作的书作。在这之后，唐又有柳公权，只有此人在日本几乎无人习其书体，但还是在高野山，那里有《金光明最胜王经》二卷，同普通写经相比，更是密行细字，书风几近与柳公权同出一辙。

天平时代以及与其相接的平安时代初期，唐代名家书风传入日本，不仅有人学习，更有人将其很快传播开来，一种书风兴起还不到二三十年，其本人尚健在时，就已有人将其书风研习得精细透彻，当时的日本人学习中国文化的速度远远超过后来德川时代的人们，反映出他们充分地吸收了中国文化。天平时代与现在完全不同，航海相当困难。阿倍仲麻吕要从唐返回日本，后遭遇海难，漂流到安南，最后重归于唐，埋骨于盛唐。鉴真和尚来日本也是历经千辛万苦。尽管当时交通非常不便，但日本对学习中国文化是何等积极，从这里也可得到印证。

或许这些只是日本当时贵族中间的事，但这些当时在日本接受了最高水准的教育、有着良好教养的人们与中国的那些同类人群基本处于同等水平之上，他们具有把中国文化引进日本的实力，当然这对中国文化的输入是有利的。总而言之，天平时代日本的文化虽然几乎就都是输入的中国文化，但当时的人们完成了其他国家难以仿效之业。不止于此，日本人此时开始拥有了日本自己的国语，开创了日本文学，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附记　一

据笔者调查，《大日本古文书》卷三及《南京遗文》所载天平二十六年六月十日“更可清章疏等”记载的外典书中，部分载于《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以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亦有部分无记载。具体如下所记。简便起见，《日本国见在书目录》简注作见，《隋书·经籍志》简注作隋，《旧唐书·经籍志》简注作旧，《新唐书·艺文志》简注作新。其他皆注具体书名。

《经典释文》廿一卷一帙　见（卅卷）　旧（卅卷）　新（卅卷）

《新修本草》二帙廿卷　见（同）　旧（廿一卷）　新（廿一卷）

《大宗文皇帝集》四十卷　见（卅卷）　旧（卅卷）　新（同）

《群英集》廿一卷

《许敬宗集》十卷　见（廿卷）　旧（六十卷）　新（八十卷）

《天文要集》十卷　见（一卷　另四十三卷）　隋（四十卷、另四卷、另三卷）　新（四十卷）

《职官要录》卅卷　见（同）　隋（同）　旧（同）　新（卅六卷）

《庾信集》廿卷　见（同）　隋（廿一卷）　旧（同）　新（同）

《政论》六卷　见（五卷）　隋（同）　旧（五卷）　新（同）　《群书治要》

《明皇论》一卷

《帝历并史记目录》一卷

《君臣抗要抄》七卷

《瑞表录》一卷

《庆瑞表》一卷

《帝德录》一卷　见（二卷）《文镜秘府论》

《帝德颂》一卷

《让官表》一卷

《圣贤》六卷

《钧天之乐》一卷

《十二戒》一卷　见、新（亦有《军戒》三卷）

《安国兵法》一卷　见（三卷）

《军论斗中记》一卷　隋（五行家有斗中孤虚图另注引梁录周易斗中八卦绝命图周易斗中八卦推游年图）

《文轨》一卷　见（十卷）

《要览》一卷　见（同）　隋（十卷）　旧（五卷）　新（五卷）

《玉历》二卷　见（五行家有《赤松子玉历》二卷）

《上金海表》一卷　见（兵家有《金海》卅七卷）　隋（兵家《金海》卅卷）　旧（兵家《金海》四十七卷）　新（兵家《金海》四十七卷）　《隋书·艺术传》萧吉著《金海》三十卷

《治痈疽方》一卷　见（七卷）　隋（《痈疽论方》一卷）

《石论》三卷　隋（一卷）

《古今冠冕图》一卷

《冬林》一卷

《黄帝针经》一卷　见（十卷）　隋（九卷）　旧（十卷）　新（十卷）

《药方》三卷　隋（四十卷秦承祖二卷徐文伯撰、五卷徐嗣伯撰、廿一卷徐辨卿撰、五十七卷后齐李思祖撰）　旧（十七卷秦承祖撰）　新（四十卷秦承祖撰）

《天文要集岁星占》一卷

《彗孛占》一卷　见（同）　隋（同）

《天官目录　外官簿》一卷

《黄帝太一天目经》二卷　见（三卷）　隋（《黄帝太一兵历》一卷、《太一兵书》十一卷）、旧、新（《太一兵法》一卷）

《内宫上占》一卷　见（《天文录　石氏中宫占》三卷上中下）

《石氏星官簿》一卷　见（《石氏星经簿》二卷）　隋（《石氏星经簿》一卷、注梁有星《官薄》十三卷）旧、新（《石氏星经》一卷）

《太一口决》第一卷　见（《太一口决》一卷）

《传星经》一卷

《簿》一卷　见（二卷或三卷）

《九宫》二卷

《一推九宫法》　隋（《九宫推法》一卷）

《一遁甲要》隋　（《遯甲要》一卷）

另《南京遗文》中有抄录以下两书处

《文字辨嫌》隋、旧、新（各一卷）

《通俗文伏虔》见、隋（服虔一卷）

附记　二

可参见谢邦诺氏龙门及其他图录

no. 291，292，293，294，295，296及566，569，589，590，610，613。

附记　三

可参见田中、外村两氏《天龙山石窟》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1928年3月于大阪朝日会馆讲演，同年10月5日发行的《天平的文化》所载）

续记

阅《东洋文库论丛》第十一期石田茂作君所著“从写经看奈良时代的佛教研究”，对附记《大日本古文书》所到书目应作如下改订补充。

《白虎通》一帙十五卷　见（同）　隋（六卷）　旧（六卷）　新（六卷）

《离骚》三帙（各十六卷）　见（《楚辞》十六卷　《离骚》十卷）　隋（《楚辞》十二卷　另三卷）　旧（《楚辞》十六卷　另十卷）　新（《楚辞》十六卷　另十卷）

《方言》五卷　见（十卷论语）　隋（十三卷论语）　旧（《别国方言》十三卷小学）　新（《别国方言》十三卷小学）

《论语》廿卷　见（十卷）　隋（十卷）　旧（十卷）　新（十卷）

《三礼仪宗》三帙　各十卷目录仪皆作义　见（廿卷）　隋（三十卷）　旧（三十卷）　新（三十卷）

《新仪》一帙十卷　见（卅卷仪注家）　隋（三十卷仪注）　旧（《杂仪》三十卷）　新（三十卷）《隋志》《新唐志》均作鲍泉，《旧志》作鲍泉，书名作《杂仪》，皆误。

《汉书》

《晋书》此两书系常见书，无须加注

《文选音义》七卷　另三卷　见（十卷李善撰另十卷释道淹撰）　旧（十卷　释道淹撰）　新（十卷　僧道淹撰）新志

《文选》上帙九卷下帙五卷　无须加注

《孝经》一卷　此书载东大寺

《列女传》　见（十五卷曹大家注）　隋（十五卷曹大家注　另七卷赵母注）　新（十五卷曹大家注）

《典言》四卷　见（同后魏人李魏叔撰《杂家》）　隋（同后魏人李穆叔撰另四卷后齐中书郎荀士逊等撰《杂家》）　旧（同李若等撰《儒家》）　新（同李穆叔《儒家》）

《书法》一卷　隋（《古今八体六文书法》一卷）

《神符经》一卷　见（《三甲神符经》一卷）　新（《老子神符易》一卷）

《阴阳书》　见（《大唐阴阳书》五十一卷　《新撰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

旧（《阴阳书》五十卷吕才撰　《新撰阴阳书》三十卷王粲撰）　新（王璨《新撰阴阳书》三十卷　吕才《阴阳书》五十三卷）

（1930年9月26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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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关野贞（1867—1935），明治、昭和时期建筑史学家，东京大学教授。明治末年以后，曾在朝鲜半岛、中国大陆广泛探访历史遗迹，收集大量学术史料。著有《日本建筑与艺术》、《朝鲜建筑与艺术》、《中国建筑与艺术》、《朝鲜古迹图谱》等。——译者

(2)即乐浪郡，公元前108年（元封三）汉武帝在灭亡卫氏朝鲜之后在朝鲜半岛北部设立的四郡（乐浪、真番、临屯、玄菟）之一，其中心地区相当今平壤一带。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大陆文化向朝鲜半岛、日本传播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译者

(3)亦称《大唐六典》。陆坚、张说、萧嵩、张九龄主编，徐坚、韦述等撰，李林甫修订注释，共三十卷。该书以玄宗所拟治（讳作理）、教、礼、政、刑、事六典为名，记述唐官制。全书近三十万字，凡唐初至开元官制建置沿革、周秦至唐以前诸制渊源，均详于此编，为现存最古国家行政组织法规专著。——译者

(4)杜佑（735—812），唐代宰相、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生于世宦之家，以门资入仕。其孙杜牧为晚唐著名诗人。杜佑所撰巨著《通典》二百卷为典章制度专史的先河。另著有《理道要诀》，系《通典》要义，被朱熹称为“非古是今”之书，今已亡佚。——译者

(5)即藤原镰足（614－669），官人，古代中央豪族藤原氏之祖。参见前注。——译者

(6)藤原不比等（659/658－720），奈良时代公卿。曾与忍璧亲王等共同编撰《大宝律令》。后又编撰《养老律令》。擅汉诗，《怀风藻》收入其诗作。——译者

(7)十恶为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八虐则少了不睦、内乱两项。——译者

(8)亦称三代格式，系嵯峨、清和、醍醐天皇时期制定的格，即弘仁格、贞观格、延喜格。——译者

(9)罗振玉（1866－1940），清末民初著名学者。在农学、考古学、金石学、敦煌学、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古文字学等众多领域皆有卓著建树，著作达189种，校刊书籍642种。——译者

(10)略称《续纪》。平安初期编撰的正史，共四十卷。由菅原道真等编撰，797年（延历十六）完成。为自697年（文武天皇一）至791年（延历十）桓武天皇共九代天皇的编年体正史，是了解奈良时代至平安时代初期的基本史料。——译者

(11)圣武天皇（710－756），724－749在位。——译者

(12)东大寺内用以收藏752年本尊毗庐遮那佛开光时的供养品仓库，其收藏又包括圣武天皇的珍爱之物等共计一万余件，藏品多为奈良时代之物，也有很多中国唐代之物，还有丝绸之路上的中亚古国以及希腊、罗马的器物，种类多，极为珍贵，其中很多是传世之作。——译者

(13)佐佐木信纲（1872－1963），明治—昭和时期歌人、国文学家。号竹柏园。曾在东京大学任教。著有《日本歌学史》、《和歌史研究》、《校本万叶集》等。——译者

(14)玄昉（?－746），奈良时代僧人。俗姓阿刀。716年（灵龟二）作为留学僧入唐，后在唐做官，唐玄宗时官至三品并受赐紫衣。735年（天平二）携佛经五千多卷以及佛像等与吉备真备一同回国。后任僧正，据传大佛的营造，国分寺的创建都与其有关。——译者

(15)古代官吏因年老请求退职称乞骸骨。见《晋书·庾亮传》：“亮明日又泥首谢罪，乞骸骨。”东汉班固《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乞骸骨，赐安车马”。启为旧时文体，较简短的书信。——译者

(16)孝谦天皇（718－770），749－758在位。再次即位称称德天皇，764－770在位。——译者

(17)光仁天皇（709－781），770－781在位。——译者

(18)当为文室大市（704－780），奈良时代公卿。长亲王之子、天武天皇之孙。——译者

(19)古时臣子向君主上书言事的一种文体。此外，还有一类专议朝政的文章亦称表。——译者

(20)弘文天皇（648－673），有关即位史料不详。《怀风藻》收入有其汉诗两篇。——译者

(21)阿倍仲麻吕《衔命还国作》：衔命将辞国，非才忝侍臣。天中恋明主，海外忆慈亲。伏奏违金阙，骖去玉津。蓬莱乡路远，若木故园邻。西望怀恩日，东归感义辰。平生一宝剑，留赠结交人。——译者

(22)以日本国语写成的传达天皇旨意的文章。奈良时代以后，仿效唐制采用以汉文写的诏敕。——译者

(23)语尾假名是指日本人在训读汉文时在汉字右下侧所加的假名。包括活用形语尾、助词、助动词等。——译者

(24)即“乎古止点（ヲコト点）”。古时训读汉文时加在汉字的四角或上下的点、线等符号，主要用以表示助词、助动词及活用词的读法。——译者

(25)朝鲜上代文字叫吏道，书写朝鲜语时借用汉字的音训。吏吐则相当于日语的语尾假名。——译者

(26)薛聪，朝鲜新罗时期散文家、学者。生卒年不详，大约生活于7世纪末8世纪初。曾出家，号小性居士。其使用朝鲜语解读九经，并整理了当时比较混乱的吏读文字，使之系统化，对朝鲜古代文化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著作大部已亡佚，有寓言散文《花王戒》收入《三国史记》。——译者

(27)顾恺之（348－409）。东晋画家，绘画理论家，诗人。字长康，晋陵无锡（今江苏无锡）人。工诗赋、书法，尤擅绘画，精于人像、佛像、禽兽、山水等。与曹不兴、陆探微、张僧繇并称六朝四大家。顾恺之作画，意在传神，其“迁想妙得”“以形写神”等论点以及其他理论为中国绘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顾恺之的绘画真迹没有保存下来，相传其作品摹本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仁智图》等。——译者

(28)张萱，唐代画家，生卒年不详。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善画人物、仕女，其人物画线条工细劲健，色彩富丽匀净。其所绘仕女是唐代仕女画的典型风貌，成为后来的仕女画的先导，对唐五代的画风产生很大影响。传世作品有《捣练图》、《虢国夫人游春图》等。——译者

(29)周昉，唐代画家，生卒年不详。字仲朗，一字景玄。京兆（今陕西西安）人。工仕女，初学张萱而加以写生变化，多写贵族妇女。所作人物优游闲适，容貌丰腴，衣着华丽，用笔劲简，色彩柔艳，为世所重，称绝一时。亦擅画佛像、鸟兽、花鸟。传世作品有《挥扇仕女图》、《簪花仕女图》、《调琴啜茗图》等。——译者

(30)法隆寺所传飞鸟时代的橱柜，其为宫殿形状，安放在须弥座上。宫殿的镂空雕刻的金具下饰有一玉虫的羽翅，橱门及须弥座四周用彩漆绘有释迦的佛教世界和讲经图。玉虫厨子用以放置佛像、经卷，其反映了飞鸟时代高超的绘画、工艺水平。——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