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法大师的文学艺术_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内藤湖南_走进日本_日语学习网

弘法大师(1)的文学艺术

弘法大师在文学艺术方面的著述并不是很多。关注弘法大师的人都知道有一部叫《文镜秘府论》的书。这部《文镜秘府论》是弘法大师为当时写汉文作汉诗的人写的一部有关其规则的著作。所谓规则，并不是弘法大师自己所制定的规则。大师是把当时流行于中国有关诗文法则的书汇集起来，经过取舍编撰了这部著作。弘法大师在撰《文镜秘府论》序文时就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弘法大师年轻时，当时京都有称作大学寮(2)的机构，他曾在那里跟一个相当于他伯父、名叫阿刀某的人以及大学的博士们学习过汉文。大师后来入唐时就已经注意到关于诗文的法则。当时他读了很多流行的各种有关诗文法则的书。后来就想到把这些资料收集汇总起来，编一本书，无论俗人也好，僧人也好，为大家写作诗文提供方便。但是书很多，形形色色，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当繁杂。虽然书很多，但真正有用的部分相当少。大师有个习惯，看到这一类书，就把其搁置一旁，也不想照那种路子写，后来就想到把不需要部分剔除，只保留合适部分，这样几经添削，反复斟酌，最后把重要内容保留下来，编成这部《文镜秘府论》。现在不清楚这部书是大师在从中国回来几年后编成的，但后来又有一部书名为《文笔眼心抄》的书，其是将《文镜秘府论》缩简而成的。这部书成书于弘仁十几年，由此可以知道《文镜秘府论》是在其之前完成的。

《文镜秘府论》的编撰由来大体就是这样，在编撰这部书时大师主要参考了哪些书呢？谷本博士经过苦心研究，举出了这部书的主要参考书。在大师的诗文集《性灵集》中提到王昌龄，这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擅长绝句，王昌龄写过一本书，书名为《诗格》，即诗的格式。谷本博士认为《文镜秘府论》就是以《诗格》为基础编著而成的。这个看法很有价值，不言而喻，王昌龄的这部《诗格》应该是大师《文镜秘府论》的主要参考书。但除此以外，还参考了相当多的书。那么究竟参考了哪一些书，那些书又有什么价值呢？实际上大师在编撰《文镜秘府论》时，在其序文中已经谈到了其所参考的书。序文中这样写道：

“沈侯、刘善之后，王皎崔元之前、盛谈四声、争吐病犯(3)”

此处所说的沈侯是个人名，即南朝齐时至梁朝期间的沈约，是个著名的学者，据说此人是中国四声的发明者。所谓四声，众所周知，是作诗的一种方法，平上去入，平声是平直之声，上声是上扬之声，去声是下抑之声，入声是内吞之声，把声分成四种，把所有的文字与此四声对应。南齐时永明年间，沈约提出四声，四声开始盛行，使用四声的诗称为永明体。所谓沈侯就是指沈约。之后又有刘善，也就是刘善经，经字被省略了，关于这一点留待后面细说。刘善的生平现不清楚，但他的著述还是为人所知的。刘善之后，王皎崔元，这指的是四个人。王是前面提到的《诗格》作者王昌龄，皎是唐代的僧人皎然，其所著《诗式》的片断部分还保存至今。崔指的是崔融，此人的著述还是写诗文的格法，元指的是元兢，此人也有关于诗法的著述。这些人都是唐朝人。从沈侯、刘善到王皎崔元，在这一期间，有关四声的争论非常热烈，所以才写有“争吐病犯”。所谓四声，也就相当于日本的歌调。即使是唱歌，如果歌调错了，就不成其为音乐，为了要使其成为音乐，就要探讨研究歌调。诗在过去是用作唱的，何处用升调，何处用降调，有其自身的规则，否则就唱不出调来。再如吟咏春雨的词就必须用吟咏春雨所用的调。论述这些规则相当繁杂，当然相关的书也有很多。大师参考了这六人的著述是没有疑问的。

大师所参考的这些书是有什么价值呢？值得注意的是，大师所参考的很多书没有传到今天，大体上都已失传，不复存在。由于大师作为参考将其收入《文镜秘府论》，这些人著述中的一部分得以保存下来。也就是说，这些人的书即今日已不复存在的书，在大师的《文镜秘府论》里现在还可以看到。那么其价值今日何在？现在所说的诗法、诗调，绝句也罢，律诗也罢、古诗也罢，都有一定的制作规则，如果在某一处搞错的话，就不符合诗的规则。

这都是很有意义的。今天我们要看唐代以及唐代以前诗的规则，除了这部《文镜秘府论》以外，再没有更好的书了。即便是现在，有人吟咏古体诗歌，也有人吟咏新体诗歌，要研究日本和歌的沿革，如果是《万叶集》，就要从《万叶集》那个时代开始，其间有《古今集》(4)、《三代集》(5)等等，必须了解逐步发展至今的过程。中国也是同样，诗在那以后也非常盛行，唐代时期的诗是如何制作的？唐代时期的诗是根据什么规则制作的？是否符合当时的音律？今天要了解这些情况，必须要知道当时的人所写的有关诗的规则的书。可是那种书在中国没有传下来。现在中国传下来的是一部宋代的书《冷斋夜话》，这部书人们很熟悉，写这部书的人是一个和尚，名叫洪觉范。这个人还写过一部名为《天厨禁脔》的书，这部书人们很少读，它写的是宋代作诗的规则。那么那部书能起什么作用呢？诗到了宋代，已经与音乐没有关系了。唐代以前与音乐相关、可以咏唱的诗到了宋代就同音乐没有关联了。因此当时的所谓规则已经不具有同音乐相关的价值，在此之前的规则已经完全失传。中国是诗的故乡，但唐代以及唐代以前关于诗的规则的书一部也没有保存下来，然而正因为有了《文镜秘府论》，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些规则。

《文镜秘府论》所引用的书上自梁沈约，下至唐代。查找这些书，专业研究者有查找的工具。我们应该了解大师非常看重并使用过的书在当时的情况。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大师使用过的书如果在当时并不怎么流行，那么即使流传至今，也不会是珍贵之物。如果在当时就为世所重，那么在今天也会像大师的《文镜秘府论》那样极具价值。考察原本的价值，对专业人员来说有很多方法，现在我们也大致清楚有哪些方法。不了解这些情况，即使明知《文镜秘府论》是难得的珍本，也难以发挥其真正的价值。实际上也有这样的例子。有人已经关注到这部题为《文镜秘府论》的书是珍本，其记载的是唐代诗文法则，这个人还是一个中国人。当然在日本也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这个中国人名叫杨守敬(6)，明治十三十四年前后至明治十七十八年前后在东京的公使馆供职，此人现仍居在中国。前一时期中国骚乱(7)时居住在武昌，据说为避难现在上海，应该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杨守敬提到过这部书，而且还写入自己所著的《日本访书志》中。谷本博士对杨守敬也非常仰慕。总之，杨守敬提出关注这部书是一个事实，但其本人当时是否认真仔细地读过这部书就不得而知了。虽然杨知道《文镜秘府论》是珍本，对了解唐代诗的法则是非常珍贵的资料，但他认为那些法则写得细碎繁缛，并非提纲挈领。该书确实定下了非常详细的规则，何处可加字，何处不可加字，但这绝非没有意义。唐代当时有诗的规则，规则中有者可用，规则中无者则不可用。唐代文官考试要考诗，而且诗是考试的重要科目，故应试者必须通晓诗的细规。一字之差，一声之错，都可导致考试落第。因此当时的人们都必须牢记那些细规。相当不幸的是，日本也原封不动地采用了这一做法。在日本若要成为大学的文章博士，同中国一样要参加诗的考试，哪怕一字之声错了，考试就会落第。一字半句都马虎不得，所以大家都研究其规则。规则很细，不了解这些规则就无法知道当时考试的情况，也不知道当时写诗的方法，这些规则在当时就相当重要。不能因为其过于烦琐，而且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没有什么用处，就把一个国家秀才考试使用的规则看作无用之物。杨守敬生于今日的中国，当时的考试究竟是怎样的，哪些规则是重要的，对这些问题他也并不十分清楚，他只是说这些繁文缛节的东西写的太多，而从当时的状况来看，这些规则却是至关重要的。

那么在同这些规则相关的书籍中，弘法大师采用的书有哪些价值呢？谈到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到当时是如何查阅各种书籍的。查阅书籍是要有工具的。在中国，每一个朝代都编撰历史。中国是个革命的国家，天子的血统时常改变，天子的血统一旦改变，就要编撰上一朝代的历史。编撰时，一般要编制从古时到上一个朝代期间保存的书籍目录，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因此唐代就要编撰上一个朝代隋代的历史。当时《隋书》中已有古时至隋代期间的书的目录，叫《隋书·经籍志》。这个书名就是记录经籍的意思，书中附有从上古至隋代期间行世并保存下来的书籍的目录。隋代所保存的书的目录凭靠这部书大致可以一目了然。当然也并不是没有遗漏。在这之后就是唐代的书籍目录，其载在唐灭亡之后编撰的《唐书》中，这部书有两种，《新唐书》和《旧唐书》。《旧唐书》同《隋书》一样，有《经籍志》，而《新唐书》中则是《艺文志》。从上古至唐代保存下来的书的目录都记载在《经籍志》、《艺文志》里。显而易见，在这个目录里记载的书都是很有影响力的书。因此做古学的人，尤其是做古籍研究的人都把《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当作最重要的工具，依靠这三部目录查找古代典籍。关于弘法大师所采用的书籍，也是要根据这三部目录来了解当时的情况，这已成为查找古籍的一个法则。

说到唐代，这个朝代延续了二三百年，撰写唐代历史是在唐代灭亡之后的下一个朝代。到撰写《唐书》时，不知何故，许多即使在唐代相当流行的书消失得不知所踪。所以就必须设法作那些唐代曾经有过而《唐书》却没有记载的书的研究。这项工作在中国有很多方法，而在日本则有一部最适合这项查考工作的书，这是一部日本的书，但也非常受到中国人的关注，书名就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8)。当然这不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现在书目，这部书是一个名叫藤原佐世(9)的南家儒者所编纂的，藤原佐世出生于平安时代，有着儒学的家学渊源。他为什么要编纂这本书呢？当时日本不断地从中国输入大量书籍并进行研究，中国的学问非常盛行。在嵯峨有个叫冷然院的地方。冷然院现在写作“冷泉院”，过去写作“冷然院”，在那里收藏有非常多的书，但全都被一场大火付之一炬。现在那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还写作冷然院。冷然院遭遇火灾是因为这个然字下面有四点，意为烈火或火，冷然院下面有火，所以就被烧了。从那以后就改为冷泉院了。总之，冷然院曾经有过大量的书，在平安初期遭遇火灾，大部分书化为灰烬。后来又逐渐不断收集各种书籍，当时编纂的中国书籍目录即这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这部书是唐代末期编纂的，在唐代末期之前传入日本、当时还存在的书在这部书中都有记载。因此中国人也把《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或《旧唐志·经籍志》同这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对照，其中已经亡佚不存的书在这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上都有。也就是说在编撰《新唐书》、《旧唐书》时已经亡佚的书都在这部书中作了记载。幸好日本有这么一部书目，要了解当时唐代有哪些书，弘法大师在世时有哪些书流行，查阅这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即可明了。在今天这仍是一部非常重要的书。

弘法大师编撰《文镜秘府论》时采用的书是否在这些目录上有记载呢？如果有记载，那毫无疑义就是好书，这是非常现实的。结果是全部都有记载。前面最初提到的发明四声的沈约，他的关于四声的书原本是一卷，就载入《隋书·经籍志》中。这本书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有记载，但只是没有沈约的名字。沈约之后的刘善经，他的《四声指归》在《隋书·经籍志》、《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也都有记载。看来弘法大师相当认真阅读过这部书，而且很喜爱这部书，在《文镜秘府论》卷一结尾部分记载有“四声论”，大约六七页的篇幅，几乎把刘善经的《四声指归》全部都摘录了下来，虽然没有提到《四声指归》，但“四声论”中写有“经案”，此处“经”字是刘善经名字最后面的一个字，不言而明，这是摘自刘善经的著述。弘法大师喜爱刘善经的书，又深知这是必不可缺之书，所以从中大量摘录。如今天地之间，《四声指归》这部书已不复存在，所幸的是大师原封不动地摘录了六七页，凭靠这一《四声指归》可以了解到六朝时期有关四声的情况。四声从最初发明到成为诗的规则，其间引发了种种议论。沈约认为四声是必需的，但当时就有人反驳，认为没有必要，其时中国为南朝北朝，沈约是南朝人，北朝也有相当多的学者，其中不乏反对者。有个人名叫甄思伯，当时也很有名，他就是持反对意思的。当然也有一些人持与沈约相同观点的。这些人所写的书虽然是一部分，但都被刘善经的《四声指归》所引用，而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中又引用了刘善经的这部书，所以据此可以清楚地了解到一千二三百年前有关四声的争论情况。也正是有了大师的这部《文镜秘府论》，我们今日可以进行有关这方面的研究。关于王昌龄的《诗格》，如谷本博士所考证的那样，弘法大师在《性灵集》中谈到，“诗格之书数众多，近世行王昌龄《诗格》，具情以告天子”云云，由此可知王昌龄《诗格》当时十分流行。可是书的卷数各有不同，《新唐书·艺文志》是两卷，《性灵集》是一卷，传到日本的唐代《才子传》中也是一卷。实际上这是一回事，在古本上是一卷，而到后来变为写作两卷，从这一点上也可知目录之重要。王昌龄的《诗格》不仅弘法大师非常赞赏，其也深得当时一般人的喜爱。王昌龄的这部《诗格》在《文镜秘府论》中每段都写着“王曰”字样，除《文镜秘府论》之外，再没有哪一部书引用王昌龄《诗格》的了。今天只有完全依靠弘法大师的这部《文镜秘府论》来想象揣摩《诗格》的内容。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接下来是皎然，此人著述在《新唐书·艺文志》中是《诗式》五卷、《诗评》三卷，但现在几乎大部分都已失传。《诗式》仅存一部分，但根据乾隆年间编著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解题来看，今日存世的《诗式》已不是当时《诗式》的原样，而是残缺不全的极小一部分。不仅如此，在残存的皎然《诗式》里，大师所提及的当时诗的做法，例如何处不得用何声，类似这样的详细记载一点也没有保存下来，留下来的大体上都是评论。但在《文镜秘府论》里却保留了下来。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中引用了皎然的《诗议》以及其所作的种种评论，据此今天我们还可以大致了解皎然《诗式》的大要。

关于崔融的书，实际上此人是否叫崔融也并不清楚。但翻阅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其中有个人叫崔融，此人有部著述，名为《唐朝新定诗体》。唐朝时有文官考试，必须以何种体作诗是有一套规则的，这部书就是写作诗规则的。也有的书将其写作《新定诗格》。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中写的是引自崔氏《唐朝新定诗体》。这一书名在《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旧唐书·经籍志》中都没有出现，而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这一部书，但仅仅是书名而已，并没有注明系崔融所作。弘法大师《文镜秘府论》中写作崔氏，也有的地方写作崔融，如果没有大师这部《文镜秘府论》，那么就不知其人何名。即使依据《日本国见在书目录》可知这一书名，但谁为作者，仍不得其解。就是因为有了《文镜秘府论》，我们可以得知这部书的作者及其内容。

元競有著述《诗髓脑》一卷。这部书在《新唐书》的目录、《旧唐书》的目录都没有记载。只有在《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有记载，但是否是元競所作并不清楚。所幸的是《文镜秘府论》中写有“右可见于元氏髓脑”等，据此可知元競作《诗髓脑》及该书内容。

在当时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书才流行于世的，如果没有《文镜秘府论》，那么所有这些书都会湮没，今天我们既不会知道其作者之名，也不会知道其著述之名。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中将这些书汇集于一体，写明作者各自观点看法，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些著述的作者及其书名，同时还了解了唐代诗歌的格式。唐代文官考试有非常严格的规则，当时的诗可以配上音乐咏唱，但有一定的法则。今天也正是有了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我们才得以了解这些法则。即使是中国人，他们也把这部书当作工具。除了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可用，这也正是《文镜秘府论》的重要价值所在。通过《文镜秘府论》，我们可以了解一千二三百年前的诗歌制作方法，如果说得更详尽一点，也就是如何将诗同俗歌俗谣一样配上音乐可以吟唱的方法。《文镜秘府论》卷数仅仅只有六册，然而是部非常重要的书，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

除此之外，弘法大师还引用了一本书，这在其序文中也提到，就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记载的名为《文笔式》的书。《文镜秘府论》中引用了这本《文笔式》。还有一点，就是有些书即使保存下来了，弘法大师的书还是有着其非常重要的作用，这里可举一例子。唐初有个叫殷璠的人，他的著述中有一本名为《河岳英灵集》的书，该书收集了自古代到他所处时代的诗。这本书现在还在，弘法大师在《文镜秘府论》里引用了《河岳英灵集》的序文，但其与今天保存的序文有所不同，大师所引用的序文多出一百多字。也就是说今天保存下来的序文比《文镜秘府论》引用时少了一百多字，所以即便其被保存下来，也是一个不能用的版本，而弘法大师所见到的是保持当时状态的原本。大师所引用的这篇序文中，诗的数量是275首，而现在所传的《河岳英灵集》中，将275首改作235首。有一本书可以对这一数字进行比对，但比对下来却只有228首。这样看来，弘法大师所见到的是原本。有275首。尽管如此，其中50首左右今天已经失传了。总而言之，今天的《河岳英灵集》是个残本，不是原本。现仅仅通过《文镜秘府论》所引用的一篇序文就了解了这个情况。

还有类似的情况，前面提到的元競，他除了《诗髓脑》之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书，就是《古今诗人秀句》。这部书是把从古代到当时的人的诗中选出的佳句汇编而成的。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了，但在《新唐书》中记载有元競的《古今诗人秀句》两卷。《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也记载有这个书名。但在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中有一篇非常长的文章，很可能就是《古今诗人秀句》的序文。文章对自上古至初唐的诗歌一一作了点评。通过这篇文章可以知道编撰《古今诗人秀句》的由来，了解当时的评论。这仅仅只是一篇序文，但有着这些很重要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都是凭靠《文镜秘府论》保存到今天的。

关于诗病，就是作诗方法上的毛病，诗作的败笔。败笔一般可分条列出。关于败笔，一般其他书列出八种，弘法大师列出二十九种。大师读过所有关于诗的法则的书，通常所说的诗病是八种，但其根据诗的法则又举出二十一种，并将其写进书中。

《文镜秘府论》的最后部分也很有意思，提到了一部名为《帝德录》的书。这部书不是论述作文章的法则，而是谈在写文章时，涉及天子时如何使用与常人不同的词语。如说出行要用“行幸”。有关天子的词语有很多，与一般人是不一样的。在中国非常重视这些词语的使用。《帝德录》就是把这一类词语汇集在一起编著而成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中载有《帝德录》两卷。这部书现在已经失传，但《文镜秘府论》最后涉及这部书的部分约占一册左右，甚至也许就是该书的全部。

总之，《文镜秘府论》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书，由于这部书得以保存到今天，对我们了解唐代文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对于以往的事情，许多其他地方无法得到的材料，通过这部书可以得到，从而进行研究。真言宗人士经辛勤劳作编著的《弘法大师全集》中收入了这部《文镜秘府论》，其新版本是以若干古抄本与通行版本的《文镜秘府论》对照，又同优于其后成书的《文笔眼心抄》互校而成的。但校订仍有不足之处。如此具有价值的一部书，我希望不仅仅是真言宗人士，研究日本文学的人士应该了解其在研究日本文学、中国文学方面所具有的重大价值。关于《弘法大师全集》本校订不充分的问题，现试举一疏忽之例。这部《文镜秘府论》实际上在弘法大师去世后只留下的一部草稿，后来被传抄流传下来。在这次出版的书中，常常可以看到写有“御草本”字样，其意为大师的草稿本。在十四条八阶的条文中有一说明，“御草稿本有此，现以朱色消去”。其意为原正文没有删去而现在此处删去。那么问题是，是在出版此书时注上这一说明的？还是此书出版之前传抄时就根据草稿本已附上这一郑重校注的？总而言之，弘法大师的草稿本保留了其原本的删去之处并留下了有关删去的说明。但是在原本上表示删去之意的“消”字皆使用金字偏旁的“销”字，写作“销之”、而在出版时有的地方误作“错”字，“销之”则误成“错之”。《弘法大师全集》出版时应加以说明“照原本‘错之’，此乃‘销’字之讹”。但并没有加以说明，这是校订者疏忽之处。总之，希望研究弘法大师的人士，研究日本文学或中国文学的人士能够对《文镜秘府论》这部书进行更加周密详尽的研究。

接下来要谈的一部书是《篆隶万象名义》，这部书也非常少，尾的高山寺有其原本，另有两处有其后来的传抄本。这是一部什么书呢？是中国字典的摘录。前面提到的杨守敬对这部书也相当关注，并充分肯定了它的价值。说到这部书的价值，就必须稍稍谈一下中国字典的历史。字典这种书，在中国最早汇编成册的是东汉末期许慎(10)的《说文解字》，这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述，即使在今天，任何人要研究古代辞书，都必须看这部《说文解字》。在其之后，字典就渐渐多起来了，后来最盛行的字典是梁朝一个叫顾野王(11)编著的《玉篇》。《玉篇》问世之后，又发生了很多变化，在日本，即使一些极其普通的字典也都起带“玉篇”的名字，这是顾野王的《玉篇》在社会上盛行的结果。据说现在的《说文解字》这部书并不是原样，但大体上还保留着过去的体例。《玉篇》的原本现在也没有保存下来。《玉篇》有三十卷，其中有四卷半现在日本，这四卷半都保持着原样。尾的高山寺、石山都有收藏，著名的藏书家中也有收藏者。这是因为这部书的原版在中国已经绝迹，杨守敬在日本时，将该书留存在日本的部分付梓再版，但其并不是该书的全部，保存下来的也只是六分之一左右。《玉篇》是部非常流行的书，在唐代这部书已经过相当程度的修订，修订后的版本流行于世。在西方，辞典也是不断修订，年年变化，到后来变得面目全非，认不出最初问世时的原貌。《玉篇》也是同样，梁、陈时顾野王将其编撰出来之后，不断地修订，改动。唐时也变，宋时也变，尤其是宋时，出版业兴盛，宋元期间《玉篇》的版本达几十种之多。流行的版本不断增多，体例也在变化。字数在增加，释文却在减少。今天我们要看东汉以后、唐以前六朝时期的字典，《玉篇》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书，令人惋惜的是，顾野王的《玉篇》原本只保留下其中的六分之一。其后的版本由于唐宋以后反复修订，种种书外之物夹杂其间，已无法窥清六朝《玉篇》原貌。但是凭靠弘法大师的《篆隶万象名义》这部书我们得以窥见《玉篇》的真貌。《篆隶万象名义》无论从排列顺序、字数、声反，还是释义，一切保留《玉篇》的原貌，没有加入任何唐宋以后的修改之处，只是删去了顾野王引自各种古本加以解释之处，字音与字的释义还是保持原样。这是这部书的特色。对照这部《篆隶万象名义》可以弥补日本所存原本《玉篇》残缺部分八成以上，所以这部书是部非常重要的书。中国人可能只有杨守敬有这部书，但想看这部书的人非常多，由于没有流布于世，所以中国人无法轻易读到这部书。所幸的是这部书传到了日本，我们得以看到六朝时期字典的真实面貌。如果真正要厘清、传布弘法大师在文艺上的功绩，那么希望有关方面筹划出版高山寺所藏的原本。这不是一件小事，保存好这部字典对于日本文学研究，对于东亚文明都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如果能够再版的话，弘法大师九泉之下也会感到欣慰的。

除文学之外，还要谈一下弘法大师的书法。众所周知，弘法大师是一位善书者。在弘法大师的全集中，有一本名为《弘法大师真迹书诀》的书。这是江户的一个叫屋代弘贤(12)的人对真迹加以注释出版的，当时非常走俏。总之这是一本过去很有名的书。有人对这本书表示怀疑，但我对其为弘法大师的著述不抱疑问。从六朝到唐代，有关书法的书种类繁多，其书写方式大体与《弘法大师真迹书诀》的写作方式相似。大师写作此书是在唐代，这种写作方式是可信的，不应该是伪作。但事与愿违。谈此问题必须提及一件事。笔者的朋友须藤南翠(13)是位著名小说家，他近年以通俗读本的体裁写了一本题为《空海》的书，写的也就是弘法大师。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他请我写篇序之类的东西，我没有很深的研究，于是约定就书法谈点什么记录下来，所记录下的也就是现在刊在那本《空海》上的文章。所谈的不光是有关《真迹书诀》研究的内容，还谈到了弘法大师书法的风格。当时日本正值书风变革时期，已经呈现出与六朝、唐初传入的书风浑然不同的风格。文字自中国传入日本以来，当时的许多名人的书法与中国人相比毫不逊色。从《古写经》等的笔迹来看，早在弘法大师之前，六朝至唐初的书风就已传入日本并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六朝人书风的传入并不足为怪，唐初的书风在弘法大师之前奈良时期就已传入，时间间隔非常紧凑，似乎不可思议。看来因为这一时期遣唐使往来相当频繁，所以很快传入日本。今西本愿寺所藏《华严音义》原是一个叫养鸬彻定的人的旧藏，《华严音义》就是在日本写的。其字就酷似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字。由此可知欧阳询的书风在奈良时期已经传入。大阪小川为次郎所藏写经《金刚场陀罗尼经》与欧阳通(14)的字十分相似，欧阳通是欧阳询之子。长谷寺千体佛下刻有铭文，其铭文字体也与欧阳通的字相似。书写这些写经、铭文的时期与欧阳通的时代仅仅相隔三四十年由此可知，初唐书风自奈良时期就已传入日本。此书风传布日本，日见其广，终于弘法大师的书风异军突起。此时中国正值盛唐，书风正发生重大变革，出现了一著名人物颜真卿，其开创了一代崭新书风。谷本博士也曾对阮元(15)关于南北书派的观点进行过研究。南北书派之议是阮元的一家之言，对于其观点，笔者既有赞同之处，又有难以苟同之处。不管有多少不同看法，也不论唐代是否存在南北书派，所有人在一个问题上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唐代书法发生重大变革，这个变革是顔真卿、徐浩(16)等人带来的结果。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事实。弘法大师在日本开创了与历代迥然不同的书风并给予一代书风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受顔真卿、徐浩书风的影响。总之，其具有足以改变一代书风的力量，日本的书风才为之一变，弘法大师的书风后来成为历代书风之祖，日本承继了唐以后的正统书风，时至今日，不论是哪一个书派，没有不或多或少受到大师书风影响的，弘法大师对后世书风的影响是巨大的。

（1912年6月15日弘法大师诞辰纪念会上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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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即空海（774—835），平安时代前期僧人，真言宗的开祖。生于岐（今香川县）多度郡。早年去京都求学，23岁时著《三教指归》，入佛门，翌年受戒。后入唐，在长安青龙寺随惠果习密教。806年（大同元年）回日本。823年，将授给的东寺作为密教道场。828年（天长五）创建综艺种智院。835年（承和二）创立真言宗。921年（延喜二十一）受赠号弘法大师。著有《秘密曼荼罗十住心论》、《文镜秘府论》、《遍照发挥性灵集》等。其编纂的《篆隶万象名义》（30卷）是日本最早的字典。作为书法家，空海是日本著名的三笔之一，存世的书法作品有《风信帖》、《三十帖策子》等。——译者

(2)为培养官吏而设立的高等教育机构，其起源可追溯到天智天皇时代（668—671年），以制度确立下来则在《大宝令》时期。主要学科有明经、明法、文章、算道等，各科教官是博士、助博士（《养老令》称助教）等。大学寮的最高管理者为大学头。——译者

(3)病为诗词制作中的禁忌之处，沈约曾列出八病：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犯为词曲的移换宫商，如犯声、犯调。——译者

(4)即《古今和歌集》。平安时代前期敕撰和歌集。905年，纪贯之、纪友则、凡河内躬桓、壬生忠岑四人遵醍醐天皇之命选《万叶集》以后的和歌佳作1100首汇编而成。《古今和歌集》是最早的敕撰和歌集，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尤其纪贯之用假名所作的序作为最古老的歌论受到关注。——译者

(5)平安时代成书的敕撰和歌集《古今和歌集》、《后撰和歌集》和《拾遗和歌集》的总称。——译者

(6)杨守敬（1839—1915），清末民初著名学者、藏书家。字惺吾，号邻苏，晚年自号邻苏老人。湖北宜都人。其研究涉历史地理、金石文字、版本目录、书法艺术等众多领域，且成就卓著，有83种著作传世，其中有代表巨著《水经注疏》以及《日本金石志》、《日本访书志》等。杨守敬于1880年至1884年间任驻日钦使随员，在日期间，其搜寻中国流入日本古籍，得书万卷，其中不乏珍本孤本。杨善书，其书法曾在日本书道界产生一定影响。——译者

(7)指1911年的辛亥革命。——译者

(8)日本最早的汉籍目录，藤原佐世编纂。共1卷，891年（宽平三）前后成书。其分类仿效《隋书·经籍志》，分易家、尚书家、诗家等40家，收入书计1580部1万7千卷左右，根据此书可以查找在中国已散佚的书籍，此书在书志学、文献学上极具价值。现奈良室内室有旧藏抄本，系节本。——译者

(9)藤原佐世（？—898），平安时代前期学者。曾从学菅原是善。历任大学头、陆奥守等职，编纂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译者

(10)许慎（约58—约147），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字叔重，汝南召陵（今河南郾域县）人。其所编的《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系统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典。——译者

(11)顾野王（519—581），南朝梁陈间文字训诂学家、史学家。字希冯，吴郡吴县人。曾任梁太学博士，奉命编撰字书，于是编撰《玉篇》30卷。此书为继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后的又一部重要字典，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楷书字典。——译者

(12)屋代弘贤（1758—1841），江户时代后期国学家。初名诠虎，后名有诠贤、弘贤，通称太郎吉，号轮池。曾参与编纂《国鉴》、《宽政重修诸家谱》等。亦为江户时代著名藏书家，不忍文库的创建者。主著有《古今要览稿》。——译者

(13)须藤南翠（1857—1920），明治时代小说家，新闻记者。本名光晖。曾参与编辑《新小说》，担任过《朝日新闻》的记者。代表作有《绿蓑谈》、《新妆之佳人》。——译者

(14)欧阳通（？—691），唐代书法家。字通师，潭州临湘（今湖南长沙）人。书法家欧阳询之子。其书学其父，苍劲雄浑，与其父并称大小欧阳。传世书作有《道因法师碑》、《泉君墓铭》。——译者

(15)阮元（1764—1849），清代学者、文学家。字伯元，号芸台，江苏仪征人。曾在杭州创立诂经精含，在广州创立学海堂，提倡朴学。著有《畴人传》、《两浙金石志》、《揅经室集》等。——译者

(16)徐浩（703—782），唐代书法家。字季海，越州（今浙江）人。家学渊源，书文俱佳，深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代皇帝赏识。擅草、隶，时人评其书为“怒猊抉石、渴骥奔泉”（《唐书本传》）。传世书作有《崇阳观圣德感应颂》、《米巨川告勅》、《大证禅师碑》等。——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