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茂真渊翁与山梨稻川先生_日本历史与日本文化--内藤湖南_走进日本_日语学习网

贺茂真渊翁(1)与山梨稻川先生(2)

稻川先生的著作出版很早以前只有《稻川诗草》，而且印数非常少。先生的大部分重要著述尚未问世。直到去年，先生的一部分著述才变为活字出版。出版者是稻川先生的直系后裔中村秋香先生的子女，中村秋香先生是著名的日本文学研究专家，是稻川先生的孙辈。这次出版的是诗文以及杂著，先生耗尽毕生心血的说文著述尚未出版。关于说文的学问，一般人很少知道，所以这里找出一些与其类似的材料，结合在一起以便于理解。

在国学方面，贺茂真渊翁是位具有独特地位的大家，其同滨松有着很深的渊源。在治学方法上，贺茂真渊翁与山梨稻川先生是很相似的。真渊翁治国学，稻川先生治汉学，两人的学说并不相同，但在国际学界，他们在语言研究方面的成果一直影响到近世，而且治学方法相似。这同近代世界学术发展趋势很有关系，当然他们两位并非顺势流而动，两位先生完全是根据自己独特的创见治学，但顺应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这正是两位先生的胜人之处。

从时间的顺序来看，贺茂翁更早一些，他的全集也已经出版，承袭贺茂翁学问体系的现在大有人在，可以说贺茂翁以后的国学家都惠浴过他的恩泽，所以国学才绵延不断，经久不衰。

贺茂翁的治学方法是与近代的时代发展趋势是一致的。首先他为古典学问研究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古典研究是以语言研究作为基础的。是贺茂真渊发现了以语言为基础进行古典研究这样一种特别的方法。在他之前，并不是没有语言研究。大阪的契冲阿阇梨从事《万叶集》的研究，当时日本古语的研究就非常兴盛，但契冲的语言研究同真渊翁的研究目的不同。当时契冲语言研究的目的就是《万叶集》研究。说到和歌，公卿之中还有正宗流派（本家），也就是二条家、冷泉家这些所谓的和歌之家，他们把持着和歌的特权，所作的和歌不符合他们制定的法则就不被认可。到了元禄时期，时行自由研究，有人开始质疑二条、冷泉家的和歌法则，还有人主张探寻新的法则，制定新的法则，而且持这种主张的人绝不止于一人。随之《万叶集》的研究也开始兴起，各种新见迭出，最终江户时代的歌学臻于大成。由此可以看到，语言的研究最早源自于和歌，但不可认为其就是国学的基础。贺茂真渊翁的学统受之于荷田春满(3)，但两者的治学方法不同。荷田翁学问的特色在于制度即律令格式的研究，其目的是要复兴古代的制度，也就是中国的制度。从荷田翁所写的建议幕府设立国学校的文章来看，他的着眼点是思考古代的法制，研究律令格式。而贺茂翁则是以自己的独特见解开始其古典研究的。研究《日本书纪》和《古事记》，必须要研究语言。如果不解古语之意，是无法研究古典的。古典的研究必须从古语开始，所以他开始了语言的研究。即使认为语言的研究始于契冲，但他们的目的是有所不同的。贺茂翁将其一生都花费在《万叶集》、祝词这一类的语言研究上面，当时他无暇顾及古典研究。但显而易见，其目的还是在于古典研究。到本居宣长时，《古事记》研究能够大成就是继承了贺茂翁的事业，尔后又逐渐发展，成为了今日的国学。这同中国、西洋兴起的近代学风是相吻合的。

在贺茂真渊翁之前，并不是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江户时代著名的大儒新井白石就已经留意到这一点，他也进行过语言的研究，并写了《东雅》等著作。那一代人也对古代史上的问题产生过怀疑，并有著述，但白石一代并没有能够使古典研究成为完整的体系，而且不幸的是，新井白石的事业也仅止于白石，后继无人。然而贺茂翁门下则是薪火相传，代代都有国学大家。正是贺茂翁的力量，国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国学，开创了近代国学的新纪元。从整体来看，其也符合世界学术文化的发展趋势，研究方法日臻完美，从而推动了研究。

在欧洲，进入近代以后，古典研究日益兴盛，耶稣教对《圣经》的研究也是以语言研究为基础的。以往人们都只是盲从神职人员对这部拉丁语经典所作的解释，文艺复兴以后才出现了新的见解，《圣经》的研究也再不只听凭神职人员，任何人都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其也就更为通俗化，这部拉丁语的经典被译成各国文字，人们开始以自己国家的语言对《圣经》进行研究。这就是近四五百年以来的趋势。最近又兴起了对语言的研究，因为凭靠本国语言或拉丁语对《圣经》研究并非完美无缺，还应该研究希腊语，对希腊语《圣经》进行研究，甚至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为了考察历史上的《圣经》，还必须通晓希伯来语。通过古语考察经典才可以真正地开展经典研究。在其他领域也有同样的情况，近代在历史研究上也采用了完全相同的方法。尤其是古代史研究，如希腊、罗马历史的研究，对语言的研究就非常重要。通过希腊语进行古希腊研究，罗马的研究也是通过其语言进行的，这样古代史的研究就取得了非常大的进展。这一时期是在新井白石之后，与贺茂翁同一时期，但决不是贺茂翁对欧洲的学说耳有所闻，才采用了他们的方法。当时正值锁国时代，仅仅只有长崎一港允许贸易，所以贺茂翁不可能了解欧洲的研究方法，他完全是通过自己的思考找到这种研究方法的。贺茂翁以后，国学迅速发展，从国学发展的过程来看，也可知道贺茂翁之前国学的发展非常滞缓，而采用了新的研究方法之后，才出现国学今日的盛况。这正是贺茂真渊翁的不同凡响之处，卓越之处。

山梨稻川先生的研究方法与贺茂翁相似，但汉学在此之前很早就运用这种方法了。作为朱子学的对立面，京都出了伊藤仁斋，江户出了获生徂徕，他们都采用了先进的方法。徂徕所治的是古文辞学，通晓古代语言对研究古代学问是必需的。徂徕古文辞学的原点始自中国，但其出发点与最终归宿是完全不同的。这正是徂徕先生的不凡之处。古文辞学最早是明代李梦阳(4)、何景明(5)、李攀龙、王世贞等学者倡导的一种学问，但其研究方法与徂徕不同，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应用于写诗作文。因为三代两汉的文章极其妍美，他们读三代两汉的书，研究的三代两汉的语言文字应用于作文。诗歌方面，若非初唐盛唐的诗，他们是不屑一顾的，把古语用于写诗作文是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所以根本就不用于经学。而到徂徕时，他主张将古代语言文字的研究应用于经学，不知晓三代两汉语言就不解经学的真意，作为方法，这当然是一种进步，而且对其起源地中国的研究也推进了一步，这种方法完全出自于徂徕睿智的头脑。但遗憾的是，徂徕的门下弟子完全是数典忘祖，他们只热衷于写诗作文，很少有人将其应用在治学上。在这方面，承袭徂徕学脉的也只有太宰春台(6)，其他人都回到了李王一派之说，更谈不上应用于学术。即使信奉徂徕学说者也没有能够继承其研究方法，结果是只留下了一种极端的主张，即道为圣人所作，而非来自天理天道。春台殁后，徂徕学的长处荡然无存，继承下来的只是其短处缺点。真渊翁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徂徕的影响，现在并不清楚，真渊翁在壮年时期也学过汉诗汉文，不可能完全没有受到其影响，但关于治学方法就值得推敲了，现在看来应该是他的独创。徂徕的治学方法在春台之后已成绝响。

山梨稻川先生的治学方法虽同徂徕的方法相似，但亦可以说是稻川先生的独创。稻川先生毕其一生精力致力于说文研究，但其研究方法与历来的方法有所不同。所谓说文，是中国东汉的一部字典(7)。当时普遍使用的文字是隶书，相当于今日的楷书，隶书源自于篆书，根据篆书追本溯源，逐字研究，分析笔画的构成，再分门别类，如日部、木部，这样编成字典。

在中国，也很早就开始了对文字的重新研究，这些情况徂徕是有所了解的。宋代吴才老、朱子这些人对古字字音产生疑问，重开研究之风。到了明代中期，出了一个杨慎，此人号升庵，他对古字音进行研究。但此人的研究有些类似日本的契冲，仅止于古音研究，而没有将其研究应用于经学。明代末期还有一个陈第，此人字季立，他也热衷于这方面的研究，诸如《诗经》、《楚辞》等等，留下了很多出色的著述。陈第的研究很有条理，但还是没有将其应用于经学。明末清初顾炎武研究字音，中国的字音研究相当于日本的语言研究，古字音研究与古代语言研究没有不同。字音的研究是字形、训诂、字韵的研究，三者是结合在一起的。顾炎武的研究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被应用于经学。顾炎武之后，在中国这门学问就称为小学，被广泛地研究。文字研究也就是语言研究，这是近代学界出现的一种新的趋势。

在此之前，日本也并不是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日本对中国字音的研究始于其他方面，这同天台宗、真言宗的僧侣们很有关系。天台宗、真言宗的僧侣研究悉昙学，即关于梵字的学问，中国的字音研究就是在这些人中间传播开来的。弘法大师、慈觉大师(8)、智证大师(9)都到过中国，当时字音的研究就已经传入日本，后来到宋代，还不断传入。《韵镜》的研究多为那些搞悉昙学的天台真宗的僧侣，太宰春台等也对音韵予以了关注。净土宗僧侣文雄(10)对《韵镜》研究得非常透彻。《韵镜》的研究在国学家、汉学家中也很盛行。《韵镜》产生于宋代与五十音很相似，两者皆系源自于印度的悉昙，所以相似。德川时代《韵镜》研究非常盛行，其中文雄的著述最为重要，本居宣长的研究也是在此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但是，音韵的研究以《音韵》为中心有一个弊病，这一点直到德川时代结束也没有任何人注意到。众所周知，中国的音在历史上曾有几度变化，并非一成不变，以《韵镜》来看，其对宋代音的研究非常精确，但上溯周汉唐，以宋代音比附则不合，下至近代元明清，宋代音依然不合。《韵镜》是部杰出之作，但以其作为通古融今的法则则是大谬。德川时代的学者对其不合之处往往附以牵强的理由。对于《韵镜》这部杰作用这种方法是不妥的。单单依靠《韵镜》是无法开展真正意义上的研究的。稻川先生摆脱了这一弊病。在中国对《韵镜》质疑并以新的思路对其研究始于明代，稻川先生是以与其相同的思路对《韵镜》进行研究的。

不过，在此之前，日本并不是完全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现象。前辈学人中，大阪的中井履轩是位大家，他就写了有关音韵的著述《谐韵瑚链》、《履轩古韵》，书很薄，类似古音表一类的东西。履轩对中国的研究到底了解多少，现在并不清楚，可能类似于明代杨升庵、陈季立那一些学者。履轩的研究方法与山梨稻川先生颇为相似，但他的这两本著述传世极少，除中井家和我本人有这两本书之外，再也没听说过哪里有这两本书。国语调查委员会委员大矢透(11)先生前年在看到我的书之前也从未见过这两本著述，所以山梨稻川先生是不可能见到这两本书的。那么山梨稻川先生与履轩相同之处在哪里呢？《说文》、《玉篇》等皆按笔画即根据偏、冠、构等进行分类，各种分类也就是根据意思，如有关疾病的文字皆带疒，全集中在疒部，树木类的即在木部。履轩、稻川先生的分类与此分类恰恰相反，他们是根据旁进行分类的。本来音一般是根据旁而来的，这样分类就可以了解古时的音。例如附童旁的字皆为童音，古时的音是完全相同的。再举一例，表示高兴、喜悦的欣字，在《说文》里是欠部，从欠作斤声。再则有三点水以斤为旁的沂字，《论语》中有沂字：“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12)，《说文》里从水作斤声，现在发音作キ（ki）。又如台、怡、始三字现分作不同发音タィ（tai）、ィ（i）、シ（shi），但在《说文》中皆作タィ（tai）声，古时的音完全是相同的。履轩与稻川先生根据以旁分类的方法把同音的字集中到一起，这是一个非常值得钦佩的创造。对于这种方法，履轩仅仅止于粗略的解释，在这一点上他与稻川先生是不同的。履轩晚年写作非常懒散，只是写一些随笔之类的东西，没有大部头的著述。而山梨稻川先生精研覃思，笔耕不辍，终于完成了大作《文纬》三十卷、《音韵法则》二卷。《文纬》一书是根据旁进行分类的，名以《文纬》是以意为经，以旁为纬。稻川先生的研究方法不期与中国、日本先哲的方法相一致，而且还前进了一步。

古今音有变迁，在中国音还因地而异。周代与汉代音有不同，除此之外，中国有九州之地，扬州有扬州音，徐州有徐州音。东汉时以洛阳为都，所以应该是有豫州音的。一个时代的音是以都城为中心的。今天的都城是北京，北京话即官话，是普通话，都城的语言成为中心，代代的音都是因都城的改变而发生变化。稻川先生还注意到，音的变化不仅同时代有关，还同地方方言大有关系。稻川先生身在日本能考虑到这一问题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关于中国的研究发展很快，还可以进行方言的调查，西方人的相关研究也为人所知。中国的音因地区不同而异，如福州音、广东音、上海音，这类问题是不难想到的。但在交通极其不便、对中国国内的情况很不了解的时代，而且中国的古书也没有关于音的学说记载，稻川先生对这个问题所作的思考是非常不简单的。

山梨稻川先生一代人的辛勤劳作使中国音韵的研究即古语研究终于大成。徂徕有《论语征》等著作，虽应用于经学，但尚不能说其研究很有体系。杨升庵考察了语言的古义，但在以语言为基础的经学上没有能够作出突出的贡献。而到山梨稻川先生，这一研究领域才结出硕果。令人遗憾的是，稻川先生开创的事业后继无人，而在国学方面后继者人才辈出，终于使国学臻于大成。稻川先生当年在庵原乡间一隅，离群索居，不求闻达，孜孜矻矻，潜心于学，在五十岁之前，江户学者中甚至还无人听说过先生之名。但是其好友松崎慊堂(13)、狩谷棭斋(14)很早就认识到先生的过人之处，在两人频频劝说之下，先生终于在晚年赴往江户，两三个月后在江户去世。松崎慊堂、狩谷棭斋熟知先生的才学人品，建造了彰显先生功德的石碑。碑文由松崎慊堂所撰，字由狩谷棭斋所书，名文名笔，堪称双绝。此碑现在静冈宝泰寺。

山梨稻川先生没有私淑弟子。由于后继无人，《文纬》只是原稿在其自家相传，近年已无人看到过此稿，甚至连东京大学都为这部原搞担忧。虽然力不从心，但为了能使这部著述早日问世，我们也作了大量努力，但至今尚未能够出版。如果后继有人的话，汉学由此是可以开创一个新纪元的，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当然在中国这门学问的研究今日依然还在发展，顾炎武是音韵学即古代文字学的大家，其学薪火相传，后继有人。到乾隆、嘉庆等清朝鼎盛时期，戴东原(15)、段玉裁(16)、王念孙(17)、王引之(18)等小学大家辈出，此学终于大成。历史学方面还出现了钱大昕(19)等人。小学成为清朝学问的一大特色。而在日本，山梨稻川先生几乎以相同的方法在进行研究，如碑文所说，先生在世时，此方法尚未传入日本，但两者方法竟如出一辙，令人不可思议。所幸的是，这一学问在中国后继有人，到近代不断发展，现在这种研究还在继续。而山梨稻川先生则是不幸的，其学后继无人，已成绝响。先生毕生研究的重大成果甚至都不能出版。我们不难从中国的同类著作中体察到其遗著的价值。先生的研究方法是一种非常好的方法，其与世界的古典研究方法即最新的方法是一致的。而在当时，这种方法却被埋没。仅为二三学者所知，实在是很可惜的。同山梨稻川先生令人感叹的境遇相比，贺茂真渊翁的门下弟子中不乏彦才俊杰，终于使其事业大成。幸与不幸，云泥之别。古代研究，要追溯到两千三百年前，必须以当时的语言即古语为基础。两位先生既没有受到欧洲的影响、也没有受到中国的影响，以独创之见发现了与当今世界上最先进的方法相一致的研究方法，这是两位先生的丰功伟绩，值得今日学界永远铭记。

两位先生都是研究古代语言的，这种研究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在汉学方面是诗、文，国学方面是和歌、文章，他们的作品在日本都达到了顶峰，两人在这一点上竟如此地相似也是令人不可思议。贺茂真渊翁的和歌、文章都非常优美，格调高雅，古语的运用更是灵巧自如，令人觉得仿佛是一位生活在奈良时代的人以那个时代的感受在歌吟。在这一点上日本无人可以望其项背。奈良时代以后，日本再也没有出过真渊翁这样的名家，这已是学界的定论。

山梨稻川先生的文章数量极少，去年出版的遗稿中有一部分。诗有很多，先生在世时曾出版过，但世间流布极少，我本人经多年访寻获得一部，是在静冈用木制活字印刷的。制版使用活字方便，而木版就相当困难。在没有纸型这一类东西的时代，使用活字印刷实在是很不幸的。活字印刷在需要时可以排版，不需要时拆版，而木版则一直保存着，要用时随时可以使用。因为这个缘故，一般木版印刷的书比较多，而活字版的书就非常少。当时使用木制活字印刷一般也就五十部或一百部，稻川先生的诗集就更少了。但是先生诗作之精美高雅很早就有人认识到了，松崎慊堂知道稻川先生也是因为诗的缘故。先生的诗不为世间所知是由于其嗜好古趣。稻川先生的诗材取自于日本古代史，这一点也同贺茂真渊翁相似。在他的诗中有关于上古开天辟地的五言古诗十三首，都是格调高雅的上乘之作，松崎慊堂是在读了这些诗之后，觉得先生绝非等闲之辈，于是在登富士山时拜访了先生，交谈之后，对先生的学问钦佩不已。当时先生的学问并不广为人知，（明治）三十三四年松崎慊堂的文集出版，其中有《稻川诗草》的序文，但该书流布不广。

俞曲园(20)是中国的诗的大家，他委托岸田吟香收集了大量日本人的诗集，编撰了诗集《东诗选》。也就是此时，俞曲园看到了山梨稻川的诗集，他在所选的诗后面，附了作者小传，文中对稻川先生激赏不已，称其用词典丽雅逸，颇有古风，当为日本第一流诗人。这部《东诗选》在日本流布很广，众所周知。而《稻川诗草》数量极少，且仅收入几十首诗而已，但现在稻川先生诗风已为人所知，去年诗集还以活字出版。在此之前世人很少接触先生诗集，先生诗作之精美也不得而知，由于俞曲园的推崇才始为世间所知。古诗流行于六朝，七言古诗时行于唐代，唐代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诗盛行于初唐、盛唐，而后就日见衰落下去。稻川先生学习唐鼎盛时期的诗，其诗作宛如出自中国人之手，如收入中国人的诗集，可以令人难以分辨。这是山梨稻川先生的特色，也成为其学问的基础。与贺茂真渊翁相比，山梨稻川先生堪谓怀才不遇。但从已发表的著述来看，没有人能否定其价值。贺茂真渊翁奠定了国学大成的基础，其和歌、国文都达到了近代的顶峰。与其相同，稻川先生开创了汉学的一个新纪元，在诗歌方面，他是德川时代第一流的诗人。但两人之间没有任何关联，而且两人都出生于静冈，一东一西，在很多方面如此相似，这种巧合是很有意思的。贺茂真渊翁早已闻名于世，其著述也出版了全集，在这方面，山梨稻川先生是远不能与其相比的。稻川先生一生苦心孤诣，呕心沥血所著的大作尚无缘出版，诗的价值还远未被众人所认识，这一点是很不幸的。是金子就必定会闪光，现在稻川先生的部分著述已经出版，稻川先生渐渐为世人所知晓。山梨稻川先生大作的出版是指日可待的，这位伟大的人物也必将会同贺茂真渊翁一样愈加得到世人的尊重。

（1913年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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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贺茂真渊（1697—1769），江户时代中期国学家、歌人。远江（今静冈县）滨松人。参见前注。——译者

(2)山梨稻川（1771—1826），江户时代后期儒学家、汉学家。骏河（今静冈县中部）人。参见前注。——译者

(3)荷田春满（1669—1736），江户时代前期、中期国学家。氏名羽仓，初名信盛，通称斋宫（斋）。精通神道、歌学。早年受伊藤仁斋古义学的影响，也接受过崎门学派的熏陶。著述宏富，神道学方面有《日本书纪神代卷抄》、《神代卷劄记》、《古事记劄记》，歌学方面有《万叶集僻案抄》、《万叶集童子问》、《伊势物语童子问》。律令格式研究有《伪类聚三代格考》、《令义解劄记》，家集有《春叶集》。——译者

(4)李梦阳（1472—1530），明代文学家。字献吉，号空同子，庆阳（今甘肃庆城）人，是明代中期主张文学复古的文学群体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王九思、边贡、康海、徐祯卿、王廷相）的核心人物。著有《空同集》等。——译者

(5)何景明（1483—1521），明代文学家。字仲默，号大复，信阳（今河南信阳）人。明代前七子之一，与李梦阳并称文坛领袖。著有《大复集》。——译者

(6)太宰春台（1680—1747），江户时代中期儒学家。本姓平手，太宰氏的养子。名纯，幼名千之助、字德夫，通称弥左（右）卫门，别号紫芝园。曾从学荻生徂徕。精通天文、律历、算数、字学、音韵、医学等。著有《论语古训》、《朱氏诗传膏肓》、《老子特解》、《紫芝园稿》等。——译者

(7)即《说文解字》，东汉许慎著。参见前注。——译者

(8)即圆仁（794—864），平安时代前期天台宗僧人。谥号慈觉大师。参见前注。——译者

(9)即圆珍（814—891），平安时代前期天台宗僧人。谥号智证大师。参见前注。——译者

(10)参见前注。——译者

(11)大矢透（1850—1928），明治、大正时期国语学家。著有《假名使用及假名字体沿革史料》、《假名源流考》、《韵镜考》等。——译者

(12)《论语·先进篇》。——译者

(13)松崎慊堂（1771—1844），江户时代后期儒学家。名密、明复、复。字退藏、希孙、明复。别号木仓、益城。早年出家，还俗后曾入门林家求学。致力于考证学。著有《慊堂日历》等。——译者

(14)狩谷棭斋（1775—1835），江户时代后期考证学家。参见前注。——译者

(15)即戴震（1724—1777），清代考据学家，思想家。字东原，安徽休宁人，进士出身。曾任纂修、翰林院庶吉士之职。戴震对经学、天文、地理、历史、数学等都有研究。乾隆年间为《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是音韵学家江永的弟子，他对音韵学很有研究，创立了古音九类二十五部之说以及阴阳入对转的理论。此外，戴震还精通训诂学。著作有《原象》、《孟子字义疏证》、《声韵考》、《方言疏证》等。——译者

(16)段玉裁（1735—1815），清代经学家、文字音韵训诂学家。字若膺，号懋堂、砚北居士、长塘居士、侨吴老人。江苏常州金坛人。曾从学戴震。段玉裁博览群书，著述宏富，由经学以治小学。在小学范围内，又从音韵以治文字训诂。根基充实，深得体要。著有《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古文尚书撰异》、《经韵楼集》等。——译者

(17)王念孙（1744—1832），清代考据学家，徽派朴学代表性人物。字怀祖，自号石臞。江苏高邮人。进士出身，曾从学戴震。平生笃守经训，个性正直，好古精审，剖析入微，时与钱大昕、卢文弨、邵晋涵、刘台拱并称“五君子”。著有《广雅疏证》、《河源纪略》等。——译者

(18)王引之（1766—1834），清代考据学家。字伯申，号曼卿，江苏高邮人。父念孙、祖安国皆以治名物训诂著称，承其家学，精于文字训诂，与其父并称“高邮二王”。其主张以古音求古义，对后来训诂学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著有《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等。——译者

(19)钱大昕（1728—1804），清代著名学者。字晓征，号辛楣，又号竹汀，晚号潜研老人，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早年研究经学、史学，以治经方法治史。治史之外，兼及舆地、金石、典制、天文、历算、音韵等，所涉诸学，多有创获。所著《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其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誉钱为一代儒宗。——译者

(20)俞曲园（1821—1907），清末著名学者。名樾，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官翰林院编修、河南学政。晚年讲学杭州诂经精舍。博通经学、易学、文学，著述极丰，有经学大师之誉。其门下人才辈出，如章太炎、吴昌硕等。所撰各种著述汇编总称《春在堂全书》。——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