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中国缘——一个日本老留学生的文章

 　　我叫市川真，说起我家三代人与中国的缘分，与许多日本老百姓家庭一样，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日本和中国这邻邦靠得太近，你打哈欠我就着凉，我咳嗽你就发烧，关系如此密切！大家都和中国有或深或浅的缘分。和平年代还好些，可以从中享受，战争年代就苦了，大家颇受磨难。我父亲那辈是个不幸的年代，负面的话题不胜枚举，有些事情不好写或者不宜写。

 

　　经过若干天的思想斗争，我决定把我家三代与中国的情缘写出来，从我父亲到我以及我的儿子，这中间已经过去了漫长的70多年。

 

　　一个非专业的老外写东西，写得不好，不足之处，望各位读者和学长多多指教。

 

一、70年前父亲留学中国

　

　　我父亲今年88岁，日本福岛县人，会说一口较好的中文、朝鲜语、俄文等外文。

 

　　记得我小时候经常听我父亲用外文说一些数数儿、简单的会话等教给孩子们。一开始，我不懂他为什么会说几门外文，长大之后，慢慢领悟了其背景和其中的苦涩。

 

　　上个世纪30年代，在那中日两国关系处于极不正常的年代里，我父亲作为一个出身于农村教师家族中的老嘎达（最小的），以最佳成绩毕业于福岛县的地方中学，渡海而来到中国东北的一所大学，和中国的、朝鲜的、蒙古等不同民族的同学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使他能够掌握了较好的中文、朝鲜语等外文，而且还和不同民族的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撇开当时在中国东北的政府宣传的什么“大东亚共荣圈”，年轻人之间互相尊重彼此不同文化，互相学习彼此语言，带着纯朴自然的感情互相往来，我认为是很正常的，也是非常可贵的。

 

　　我父亲说起中文来，说得很流利而且会说个不停，能一口气说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使我感到佩服。学外语首先要尊重对方，拆除彼此间的隔墙，充填彼此间的鸿沟，要主动向对方迈步靠拢，有时甚至付出勇气和代价来跨越文化隔阂，否则，绝对学不好。这是我的亲身体会。显然，我父亲做到了这点，实在不易。

 

　　后因战局恶化，我父亲被征兵送到靠近俄罗斯的边境地区服役，当兵没几个月战争结束，作为俘虏遣往西伯利亚。近百万日军俘虏死于冻土之后，他才跋涉千里回国。他后来的几十年一直献身于日本与东北亚国家的经济交流事业上，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这份它所热爱的事业。到了本世纪之后，有一次召开他那个东北的国立大学校友会之际，他因身体不适不能参加，他留着眼泪对我诉说无法参加的苦涩，他从来没有忘记过在中国东北结下的深厚情谊，中国东北始终是我父亲实现他人生梦想的舞台。

 

二、30年前我留学中国

 

　　1974年3月，我19岁。在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先生首次访问红色中国，与毛泽东主席握手的一年半之后，我父亲作为负责经济工作的一名官员来到了北京，跟在他后屁股的就是我，那是我首次踏上中国大地。

 

　　70年代末的中国，在街头小巷没有像改革开放后的五颜六色、华丽诱人的商业氛围，也没有那么多的汽车尾气，空气很清澈。老百姓的穿着也颇有特点，不分男女老少，不是绿色就是蓝色或者灰色，与21世纪的今天相比，有偏于单调之嫌，但也十分清爽！其中醒目一点的，是贴在各处的大字报，红的、绿的、用漫画颇具形象地写着什么东西，因我当时看不大懂，感觉十分新鲜，也有些奇异。

 

　　70年代，全中国只有在北京语言学院才能找到日本留学生。日中友协派遣的第一批和第二批公费留学生集中在了语言学院，近15名同学。用当时的称呼，他们是先进人士的代表，因为他们的父母基本上都是从事日中两国友好事业的先进人士。除他们外，若干名日本外务省派来的研修生、外交官的子女（包括我）和新闻记者的子女等。全中国也就是不到20个日本留学生，与现在的日本留学生人数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当时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社会上还有不少那种“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尾巴，在学校里也不例外。外国留学生分为“革命”的留学生和“反动”的两派留学生，还好没有靠武力较劲儿，但教学计划截然不同，分别对待，分别过日子。记得有一天有人对我说，“市川的父亲是反动政府的官员，反动的父亲的孩子也是反动的”，于是，我就成了“反动的留学生”。现在回想起来，感觉有些好笑，但又感觉非常难得和幸运，因为现在的外国留学生想尝试这种体会也体验不到的。

 

　　75年初夏，即将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之际，学校让我们提交大学志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梦寐以求的东北 --- 辽宁大学，特别想看一看我父亲曾经生活和学习过的地方。

 

　　75年8月，在北京火车站与老师们挥泪而别，乘火车去沈阳。与我同行的日本同学有西堀市子、麻生友子、佐赖芳子、羽生田花江（已故）、关野恒子、尾上礼子，6个日中友协派遣的女同学。加上我，一男六女，7个日本同学。我们是中日两国恢复邦交后辽大接收的第一批日本留学生。次月，还有外务省的研修生杉本信行（已故 原上海日本总领馆总领事）和水野达夫2名也相继到达。

 

　　到了沈阳之后，我们被安排在了一个叫做“六舍”的留学生专用宿舍。三层楼的砖瓦房。一楼有留学生办公室、乒乓室、洗浴间、阅览室、还有后来成为了我秘密活动（经常给同学们冲印相片）的房间，二楼是男生宿舍和教室，三楼是女生宿舍和教室。在每个房间里安排了一个老外或者两个老外，再配一个陪住生（中国人）。

 

　　六舍的环境很完整地考虑了安全防护。我们的生活学习的区域完全用围墙围起来，使得外国留学生不出门也可以完成所有的学习和生活。一般的中国学生，除了得到特别批准的人以外均不得进入。说个笑话，我们日本同学对这个“围墙”还好，反映不是很激烈，但对于来自欧洲的几个同学而言，却成为了围困他们“囚犯”的东西，令他们感到闷死了。曾在吹过大风后下一场大雪的一个夜晚，全部围墙被大风刮倒在地。第二天早上同学们起床之后第一眼看到的，是没有“围墙”的一片白皑皑的世界，是“自由的六舍”，顿时听到他们一片欢呼声！挺逗的。

 

　　在辽大最值得回忆的是，当然是与同学们同吃同住同学习“三同”的生活。尽管课程安排完全不同，我们外国留学生与中国同学之间的交流是非常频繁的。就身份而言，大家都是同窗于一所学校的同学，但就其它方面而言，中国同学又是我们最好的指导员（老师）。我们一起吃饭、唠嗑儿、玩游戏、看书学习之外，指导员同志还经常辅导我们写作文，毫不夸张，对我中文进步起到了极大的作用，功不可灭！刘斌、刘欣欣、周伟、唐明、冯锦忠、杨全胜等都是我终生难忘的同学。还有吴玉清、王亚娟、王秀琴等的女同学。离开辽大30余年过去了，偶尔聚会，我们彼此了唠起嗑儿来还是一口沈阳味，还是那么温暖和亲切。

 

　　除了校园之外，同学们还偶尔去公园、繁华街、商店逛逛。欧洲的同学们在所到之处非常尴尬。当时的沈阳一般很少能看到蓝眼金发的老外，所以老百姓一看到老外，一要靠近零距离地观察，二是跟着你跑马拉松！白种同学哪里能受得了！与他们相比，日本人就好受多了，而且一听到我们是日本人，沈阳老百姓的眼睛是那么地和蔼、温柔，感觉不到任何地敌意，使我感到既惊讶又高兴！许多年前吸引我父亲向往的地方原来是这样一个地方！

 

　　在沈阳有太多太多的终生难忘，但归纳起来，就是“亲切”和“温暖”四个字！！

 

三、我的儿子也来中国留学

 

　　80年代初，我很幸运地结婚，接连有了两个孩子。不久我来到中国工作，我的孩子们也在中国的上海读过小学，在学校每周都有汉语课，而且和当地小学的小朋友们有定期的交流，自然，他们也开始会说中文。

 

　　2004年冬天，在东京上大学二年级的老二突然提出来要到中国留学。听了又惊又喜，心里想，看来在他的血脉中也有我家的DNA呢！一开始他提出来要到北京学习，后来我对他说，“北京的外国留学生有老鼻子呢！留学生越多，学汉语的环境越差，成功的几率月低。还是到沈阳去的好，因为那里留学生少，学中文的环境好，而且有我的老同学给你辅导！”这样，老二在20岁的那年，也和我父亲一样到中国东北，在我的老同学的关怀下开始了新的生活。

 

　　我的那孩子后来在辽大学习了两年，不过和他的爷爷和爸爸不同的是，没有陪住生。可能是由于年代不同，或者年轻人对隐私权的意识变强了的缘故，他似乎没有与中国同学过过“三同”生活。最后离开时，还是在辅导老师的帮助之下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汉语水平基本过关。

 

　　他目前在日本某家公司工作，也许在将来的某一天可能也会开始走一条他爷爷和爸爸走过的路子。我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

 

　　最后，撂笔之前，对所有过去30多年以来帮助过我、指导过我的所有老师、同学和朋友们表示最衷心的、最真诚的感谢！！

 

　　特别感谢我的恩人冯玉忠老师和老同学王亚娟！

姓名：市川真     国别：日本

 

学校：辽宁大学   专业：汉语言

 

 （该文2009年刊登在新中国接受留学生60周年文集《记忆中国》）